我的中学时期
我上中学正好处于“文革”中后期。由于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把原来的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分别改为二年，也就是中学6年缩短为4年。就这4年，还是以突出政治为重点的“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在“教育回潮”的影响下，我们学了一些文化课，但是又经历了批林批孔和河南省“马振扶事件”，政治冲击了其它，代替了其它，所以，我们是培养造反的一代，我们是极为悲哀的一代，我们是被教育改革牺牲的一代！也是经风雨见世面摸打滚爬自强自立的一代！
1971年春，没经过“小升初”的任何考试，我们在小学5年级的36名学生，除个别自己中途退学者，绝大多数都自然升级到初中一年级。首先，教材编写都突出政治，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都编印有很多毛主席语录和大量的“文革”流行语。我记得，初中数学课本的书皮正面印的是1970年我国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天蓝色图案，背面就印有毛主席语录：“我们也要搞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美帝国主义和世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等。其次，村村办学校，尤其是初中，没有那么多公办教师，就请以前毕业的老牌高初中生当民办教师，以满足教师队伍的临时需要。1966年“文革”之前，这些老师称作“耕读教师”，只拿工分，绝大多数没工资。比如，除政治、语文、英语、唱歌是公办老师外，其它如数学、物理、化学、体育都是民办教师，而历史、地理就没老师，农业基础知识课是由班主任语文老师代课，根本就没有“生物”课，反而，每周至少有两节劳动课，因为每班都种2亩试验田。在农村，主要是培养一大批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为了突出政治，激励学生进步，每学期都要评选“五好学生”，即思想品德好、纪律遵守好、文化成绩好、热爱劳动好、身体素质好。突出政治的表现是班级和学校定期召开革命大批判，批判“读书做官论”等；人人学雷锋每周做五件好事；班级革命大批判专栏人人要张贴大批判文章，人人要登讲台宣读大批判文章，也要斗私批修。假如是你不写大批判文章，不上台搞大批判，不做好人好事，就会在学习小组或者是全班开你的大批判会，学生登讲台，班主任老师主持。对于屡教不改的，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校长点名批评，一直斗得你口服心服。所以，我们那一代，学校培养的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革命闯将。特别是1974年河南南阳“马振扶事件”后，批教育回潮更是甚嚣尘上，出现了学生斗老师的情况。“马振扶事件”，其实就是一位初中女生，不愿意学英语，在课堂上写“不学外国语，照样能当革命事业接班人”，被英语老师发现后在班级提名批评了她，她想不通，后来自杀了。汇报上去后，马振扶学校成为反面典型，受到全国教育战线的批判，所以，从此谁也不敢真心抓学习文化课的质量啦！
再说，各学校的办学条件差，带帽初中、各公社办高中的教育质量差。就我们学校而言，过去在小学是租私人家的房子办复式班，现在大队盖了平房，可是还是泥巴课桌自带板凳，两个初中班才是泥巴桌水泥挂面。公社高中请的是一部分代课教师，相当一部分是前几年靠贫下中农推荐上的大中专，刚毕业就到校当老师，有的教材自己都搞不懂，好在是不追求升学率。那个时候农村都没电，初高中学生上早晚自习都用汽灯，烧煤油，灯不亮就打气。小学生就点自备的小煤油灯，往往是边学边玩，没有多少学生真心读书，因为读书无用啊，毕业后还不是照样回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到了初中毕业的1972年，有开始文化考试和推荐相结合上高中。为了补习文化课，语文、数学老师给我们“吃小灶”，用手刻蜡纸给我们大量补充教材内容，语文增加的是语法修辞写作知识及优秀作文；数学增加的是代数和几何，采取“填鸭式”教学，每天连上课带自习要学十多个小时。由于我们的文化基础差，往往老师把我们批评得体无完肤，大考小考几乎每周都有，临近毕业，天天考。我们毕业班总共23个学生，其中3个女生，按二比一的比例勉强推荐12个人参加升高中考试，结果考中9人，分别是张新位、李继涛、张晓得、李百林、闫德合、柳银国、李风龙、林春斌和我，而我的数学单科满分，全县第一名，总分全县第二名（事后公社学区主任告诉我的才知道）。这在当时了不得啦，升学率为75%，全县闻名。为此，把我们学校升级为全县大队贫下中农自己办学的重点学校，校长、教导主任和班主任都得到了提拔。
能顺利地升入高中，那是很高兴的事。况且，从当年开始，我们万金店公社的学生升学要到县城平舆高中读书，那更是喜上加喜的好事。因为，平舆高中它是全县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尽管是划片招生，能分到那里读书，天天都在县城生活，那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不瞒你说，我长这么大，仅仅是初中时暑假和西邻去过县城一次，在西塔寺东见到了千年古槐，那是多么值得炫耀的呀，第一次见到了县城东侧水泥厂的三层高楼，就像是井底之蛙见到了天，让我自豪了好一段时间，见到伙伴讲起眉飞色舞，感到无比地自豪，何况天天要在那里学习两年呢？
过了1973年的元宵节，当我怀揣高中录取通知书，肩挑母亲给蒸的一竹篮花卷杂面馍和向学校大伙交的擀汤面及生红薯，和同学李风龙、林春斌一起兴高采烈地步行向平舆县城奔去，一路上激动不已，又说又唱，又走又跑，30华里的土路和柏油路被我这个15岁的少年4个多小时征服了。到学校一看，呀，上千名学生都陆陆续续来报到了，只见一排排教室的外山墙上，张榜公布着某某班级某某被录取的同学的名单，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新生一四班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看到班主任是教化学的老师杜景文，副班主任是教历史的刘用楷，全班共72人，呀，那么多人啊！我按报到流程缴费、缴面粉、认教室、认寝室。特别是寝室，住的是两层木楼，和副班主任只隔一个楼道，可能是让老师好照看我们吧，一切办停当后，迫不及待地把学校东、西两个大院看个究竟，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激动，仿佛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心头：这么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决心好好学习两年，一定要拿到高中毕业证，不辜负老师和家长及家乡人的殷切希望。
在高中第一学年的学习生活是比较紧张的，尤其是第一学期，与初中时相比，一是有早操。两个年级16班学生在一个大操场跑操是多么地壮观啊，体育老师吹着口哨喊着口号是那样地有气势，1000多人聚集在一起是多么地感到自豪！二是上规模。过去我们学校仅有200来人，现在是过去的8倍，光老师和后勤人员就有上百人，是全县高中师生最多、学校规模最大的。三是学生来自于全县主要是县城吃商品粮的多。我班城里孩子就有十多个，领导干部子弟多。和我坐同桌的王新成，其父就是县人武部副政委；还有县委书记的儿子刘立，就在我班隔壁一五班（最后两个月和我一班）。就吃商品粮的女生有刘大玲、孙克凤、张干平、张小琴、杜翠英、李玉霞、李小平、纪秀凤和男生叶伟、李永春、刘宏宝、赵林岳、孙国强、蔡俊生、李启运、王高潮等。后来和我坐同桌的李启运的父亲，当年的县酒厂造反派头头当上了县革委常委，生活上明显优越于我们农村学生。四是女生多，占全班人数的三分之一。五是所开功课门数多。最值得记忆的是开了生理卫生课，正值青春期的一群青少年，感到这门功课既神秘又敏感，学起来有滋有味。六是有春、秋季运动会。高中重视体育教学，集合起来就班与班对歌，逢春季、秋季要停课开运动会，课外活动学校生活很活跃。七是参加政治活动多。有时到礼堂听报告，有时参加宣判大会，有时开展大批判。总之，所学知识更深奥、内容更丰富、视野更开阔、学习更正规。
在文化课学习方面，刚开始我当了数学和英语两门功课的课代表。记得教英语的刘老师（女）是代课老师，她教四个班的课，有时作业改不完，她就叫我帮她改作业，其实我也不会，只是她改出样子让我模仿罢了。到第二学期，我只当数学课代表。其实，我就是学习踏实勤奋一些，我不聪明，但很用功，比较认真，后来在二年级课改小将登讲台时，我登台讲了三视图，叶伟讲了物理。正是由于当课代表和学习小组长的原因，在班内表现积极，1973年7月4日，我作为首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班仅四人，女生是李玉霞，男生是蔡俊生、王金鼎和我。那时我又瘦又小，在初中尽管当了两年班长，但是没入团，大队学校就没有团支部，故在高中先后写两份入团申请书，第一学期末就被批准了，我感到是多么地荣幸和自豪啊！因为，我班学习委员叶伟本该被发展，就因为父亲是地主成分，教英语的刘老师兼校团委副书记，作为父亲是县教育局教研室干部的可教子女，硬是压他到下批才加入，当时他还和刘老师很闹情绪呢！这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产物。
在高中一年级，前面讲到我们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其中记忆深刻的是1973年夏，我参加了对现行反革命首犯李某某公审并就地枪决的宣判大会。由于年代久远，仿佛李被枪决的罪名是成立“青天救国党”等反动组织，恶毒攻击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现场杀人。宣判大会会场就在我们寝室北侧的大操场，当宣判把罪犯拉向刑场、验明正身就地枪决时，汽车在向学校南边100多米的路边港沟处（刑场）跑，停下有几名武警押负枪决，后边的人流如潮，等我跑到跟前，只见精神病院的病人家属正在从死者的头盖骨处取脑汁，有几名武警保护着，那场面真令人寒颤！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全国，我们学校也不能幸免。一时间，大纸报铺天盖地，师生人人参加运动，写大批判文章，正常的上课秩序被打乱。那时我懵懵懂懂，为了完成政治任务，就到处看到处抄大纸报，人云亦云，不知所以然。后来，接二连三地学习“白卷英雄”张铁生、造反小将黄帅和“马振扶事件”中的女主角。一时间，又批判教育回潮，学校出现贴老师的大纸报、批斗老师的现象。我记忆最深的是各班都贴教生理卫生知识老师的大纸报最多，批“师道尊严”。教生物的几位老师长年种学校的菜园和试验田，当时我不理解，可是也要随波逐流。这样闹的结果，期中学生不再考试，期末由学生相互出题，以组为单位相互改卷评分，教改的结果是“小将登讲台”，实行“启发式”教学，整个二年级都是在批林批孔、批教育回潮、批“读书做官论”的政治气氛中度过的，出现了“参加政治运动活动多、外出劳动多、校办工厂劳动多、读书学习少”局面。
教改的榜样是张铁生所在的辽宁“朝阳农学院”。当时播放的彩色电影《春苗》就是凭老手老茧可以上大学，目的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领导者。按照学校教改的安排，我在高中的第二学期到校办工厂劳动一个月，其他学生到当时的县农机修造厂轮流学工一个月。因祸得福，我对物理课学的不好，在校办工厂我跟师傅学习修马达，由开始的一窍不通到最后我能独立地绕铜线圈，明白了定子转子工作原理，学会了简单的实践操作，也算是没白玩一个月，为我以后再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毕业前的两个月，我们8班学生被分成了十个班，我被分到当时学校认为最有前途的班——马列理论班，主要是有教政治的张老师给我们讲习《矛盾论》和《实践论》哲学著作，另有教历史的魏老师给我们讲述儒法斗争史。其余被分到新闻报道班、学农班、学工班等，总之，是按照社会需求去分专业。尽管囫囵吞枣学了两个月，很多哲学道理和儒法斗争的历史没学明白，但是，练习了听写笔记，也学到了点滴哲学和历史知识，两个老师的教学态度是严谨认真的，知识是渊博的，50多个学生谁也没敢调皮，大家都很遵守纪律，最后受到了学校领导的表扬。
正是因为学校搞教改，本来1974年底我们就该高中毕业，结果是放寒假时让等候通知，据说以后是实习期。过了1975年春节，我们本打算继续上学，可是得到的是继续等待的消息。这时，凡回乡青年都参加所在地集体生产劳动，凡吃商品粮的都在酝酿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正是在此放假回家的路上，大雾弥漫，我班有个叫傅瑾瑞家是辛店公社农村的男同学，兽性发作，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一少妇，案发后被判刑十年，悲哀呀，连高中毕业证都没领到，就走向了犯罪的深渊！一直等到5月下旬，学校才通知取高中毕业证。现在，我还珍藏着它。这时我所获得的第一份学历证明，再看蓝皮毕业证，内容是毛主席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去做标准呢？拿什么去鉴别他们呢？就是看他能不能和工农相结合......”时代特色是何等地明显啊！
这就是我再普通不过的中学时期，以上四年的青春时光是短暂而宝贵的，我由一位青涩少年逐步成长为“丑小鸭”似的知识青年，接受了正规的中学教育，我是时代的幸运儿，尽管还很不成熟，但是为我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于有没有鸿鹄之志还看未来自己如何奋斗！这短短的四年，终生让我不能忘怀，每每回忆起来总让我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