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反腐之殷鉴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制定了《大明律》。除对“谋反”、“大逆”之罪，使用严刑酷法外，对贪污贿赂罪也严惩不贷，可见，明太祖惩治贪官的力度之大。

明太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重视学校法制教育。“朱元璋命令各级学校讲授《大诰》（注：其内容为严惩官民犯罪的具体案例），连科考也要考《大诰》......”（引自《中国法制史》）。

二是制定严刑酷法。明朝刚建立，朱元璋在1373年就制定了《大明律》，后又颁布了《大诰》、《大诰续篇》和《三篇》等，要求官民“熟观为戒”。在《大诰》、《三篇》中汇集了大量用重典惩治官员贪赃受贿、枉法扰民、转嫁赋役、侵吞税粮、抗租误役等案例。所列酷刑有凌迟、剥皮、袅首、抽肠、阉割、挑膝盖和族诛等。明朝对贪官污吏尤其严厉。凡贪赃钞六十两以上，则剥皮并袅首示众。有些衙门公堂旁边还摆着人皮，内塞稻草，让官员见了能引以为戒。洪武十八年（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等地方官吏吞没浙西秋粮事发，官吏数百人被处死刑，下监狱者达数万人，追赃达数百万石。

三是惩治贪官，允许民众直接诉于统治者，允许民众扭送贪官。“违旨下乡，动扰于民者，许民间年高有德者，率精壮拿赴京来”（引《大诰》）。还有《草木子》记明太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袅首示众，剥皮实草。法令森严，百职厘举。祖训所谓革前无姑息之政、治救欲污染之徒”。（引自《廿二史札记》）。

明朝初年，严刑酷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改善了政治环境，缓和了一些社会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明朝中后期却贪污腐败成风。“宣德以来，吏治已渐趋腐败，中称‘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贪污成了官场积习，连负有监察职责的御史亦贪纵无忌’。明英宗时，宦官王振家有金银六十余库，明武宗时，宦官刘瑾有黄金二十四万锭，银元宝五百万锭，宝石二斗。明世宗时，大臣严蒿事败被抄家，抄出黄金三万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他珍珠宝玩价值数万两。”（引自《明朝史话》）。由此可见，明朝中后期贪污腐败之严重，贪污数额之惊人。究其原因，主要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造成。“是可知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也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也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引赵翼《廿二史札记》）。

从明朝反腐失败，我们可以看出，只用严刑酷法是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和根治腐败。在封建专制下，官员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限制，虽然内部设有监察职责的御史，但亦更贪纵无忌。因之，严法惩治，内部监督，只能收一时之效，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不从政治体制上废除专制集权制，不限制个人专权和一个人说了算，不建立、健全民主议政，共同决策，行政与司法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等制度，照样会前“腐”后继。

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