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

星期六，父亲母亲的登山朋友们相约去神木群中旅行，要两日方能回来。

原先父母是算定了我也同去的，游览车内预先给订了位子，在朋友间也做了女儿同去的承诺。

在父母的登山旅行中必有车内唱歌表演之类的节目。尤其是一位沐伯伯，前年开始勤练《橄榄树》这首歌，他是父母挚爱的朋友，唱这条歌无非是想令我欢喜。虽然这样迁就答应在车上唱歌我听，而我，却是连籍口也不肯找的拒绝参加。

之所以不去旅行，实在是习性已成。结群同游的事情最辛苦的是不能独处。再说万一长辈们命我唱个歌什么，那便难堪了。

众乐乐的事情在我来说仍是累人，而且艰难。

父母中午才离开台北，我的不肯参加或许伤了他们的心。孝而不顺一向是自知的缺点，万里游子，只不过归来小歇，在这种事情上仍然做得自私。有时候我也不很明白自己。

母亲离家时依依叮咛冰箱里有些什么食物，我口中漫应着，将父母往门外送，竟无一丝离情。

对着一室寂寂，是骇然心惊，觉得自己这回做得过分。又骇只是不陪父母出游，竟然也会有这样深重的罪恶感，家庭的包袱未免背得太沉重了。

我将大门防盗也似的一层层下了锁，马上奔去打电话给姐姐和弟弟——这个周末谁也不许回父母家来，理由对他们就也简单了，不要见任何人。

在台湾，自己的心态并不平衡，怕出门被人指指点点，怕眼睛被人潮堵住，怕电话一天四十几个，怕报社转来的大批信件，更怕听三毛这个陌生的名字，这些事总使我莫名其妙的觉着悲凉。

每一次，当我从一场座谈会，一段录音访问，一个饭局里出来，脸上虽然微微的笑着，寂寞却是彻骨，挥之无力，一任自己在里面恍惚浮沉，直到再不能了。

本性最是爱玩的人，来了台湾，只去了一趟古老的迪化街，站在城隍庙的门口看他们海也似的一盏盏纸灯，看得痴迷过去。

那一带是老区，二楼的窗口间或晒着大花土布做成的被套，就将那古代的桃红柳绿一个竹竿撑进了放满摩托车的回廊。午后恹恹的阳光下，看见这样的风景，恍如梦中，心里涨得满满的复杂滋味，又没有法子同谁去说。

在每一个大城里，我的心总是属于街头巷尾，博物馆是早年的功课和惊叹，而今，现世民间的活泼才是牢牢抓住我的大欢喜。

只是怀念迪化街，台北的路认识的不多。

迪化街上也有行人和商家，一支支笔塞进手中，我微微的笑着写三毛，写了几个，那份心也写散了，匆匆回家，关在房间里话也懒得讲。

自闭症是一点一点围上来的，直到父母离家，房门深锁，才发觉这种倾向已是病态得不想自救。

那么就将自己关起来好了，只两天也是好的。

记事簿上的当天有三个饭局，我心里挣扎得相当厉害，事先讲明时间不够，每个地方到一会儿便要离开，主人们也都同意了。

再一想，每个地方都去一下诚意不够，不如一个也不去。

电话道歉，朋友们当然大呼小叫了一场，也就放了我。我再度去检查了一下门锁，连那串铁链也给它仔细扣上。窗子全关，窗帘拉上，一屋的明暗里，除了寂寂之外，另有一层重重的压迫逼人。

我将电话筒拿起来放在一边，书桌上读者的来信叠叠理清全放进衣箱里去。盆景搬去冲水，即便是后面三楼的阳台，也给锁了个没有去路。

然后我发觉这两幢里面打通的公寓已成了一座古堡，南京东路四段里的一座城堡。我，一个人像十六世纪的鬼也似的在里面悄悄的坐着啃指甲。

回台时带的夏天衣服没有几件，加纳利群岛没有盛夏，跟来的衣服太厚了。

那次迪化街上剪了两块裙子布，送去店里请人做，拿回来却是说不出有什么地方不合意，虽然心中挑剔，当时还是道谢了，不敢说请人再改的话，毕竟人家已经尽心了。一向喜欢做手工，慢慢细细的做，总给人一份岁月悠长，漫无止境的安全和稳当。

我趴在地毯上，将新裙子全部拆掉，一刀一刀再次剪裁，针线盒中找不到粉块，原子笔在布的反面轻轻细细的画着。

原先收音机里还放着音乐，听了觉得外界的事物又是一层骚扰，拍一下给它关掉了。

说是没有耐性的人，回想起来，过去每搬一次家，家中的窗帘便全是日日夜夜用手缝出来的。

最爱在晚饭过后，身边坐着我爱的人，他看书或看电视，我坐在一盏台灯下，身上堆着布料，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闲话，将那份对家庭的情爱，一针一针细细的透过指尖，缝进不说一句话的帘子里去。然后有一日，上班的回来了，窗口飘出了帘子等他——家就成了。

有一年家里的人先去了奈及利亚，轮到我要去的前一日，那边电报来了，说要两条短裤。

知道我爱的人只穿斜纹布的短裤，疯了似的大街小巷去找，什么料子都不肯，只是固执而忠心的要斜纹。

走到夜间商店打烊，腿也快累断了，找到的只有大胖子穿的五十四号，我无可奈何的买下了。连夜全部拆开剪小，五十四号改成四十二号，第二日憔悴不堪的上飞机，见了面衣箱里拿出两条新短裤，自己扑倒在床上呻吟，细密的针脚，竟然看不出那不是机器缝出来的东西。

缝纫的习惯便是#p#副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