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的实验

两难的实验

斯德哥尔摩并不繁荣，也不萧条。它的建筑偏向于陈旧，却又拿不出罗马、巴黎那种把世界各国旅行者都能镇住的著名古迹。街道没有英雄气概，充满了安适情调，却又安适得相当严肃，这在欧洲其他城市不容易看到。其他城市一安适就不会长久严肃，而严肃又总蕴藏着某种英雄气概。

斯德哥尔摩的这种气氛，呈现了瑞典人的政治选择和经济选择，而现在，主要是经济选择。

瑞典的社会经济体制不能代表欧洲，但它用有效的实践体现了一条思路，不妨多看几眼。

瑞典在历史上也是战火不断、忽强忽弱，但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它获得了专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块时间。那年代世界上戎马倥偬、喊杀阵阵，各种陈旧的文明和新兴的文明都为荣誉、国土和横财而耗尽元气，只有瑞典记住过去的教训，一门心思发展工业，并进行了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社会改革。等到一百年过去，二十世纪初出现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经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工业化强国。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瑞典由于严守中立而幸免于难，这就使它进一步避开了世界上其他许多强国避不开的严重损耗，富裕发达的程度已是世界领先。

瑞典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富裕发达，而是在这个基础上推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开始是为了在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救济失业工人，扶持农村经济，解决劳资纠纷，便以政府的力量扩展公共工程，管制对外贸易，广泛发行公债，提高税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仅躲开了普遍萧条的阴影，而且奇迹般地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发展，社会的空前安定，于是全国上下、各派政党都首肯了这个社会经济模式。

顺着这条道路，瑞典渐渐建立起了一个被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系统。既实现了古往今来很多社会改革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又没有付出社会动荡和极权专制的惨重代价。这不仅把邻近的东欧、苏联比得十分狼狈，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资本主义，于是引起世界瞩目。北欧的邻国如丹麦、挪威则竞相仿效，一时蔚成气候。

但是，问题终究冒出来了。

就像一个家庭，家长认真治家，家产平均分配，人人无须担忧，看似敦睦祥和，令人羡慕，却滋长了内在的惰性，减损了对外的活力，可谓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义常常掩盖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O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国营企业里的高薪阶层曾为抗议政府的平均主义政策而举行了长达六星期的罢工。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降低、大批资金外流则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在天天发生。更严重的是，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最后连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奖委员会主席阿·林德贝克先生都叹息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带来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与现代高新科技脱节的传统工业，本是瑞典的世纪性骄傲，却转眼成了它的世纪性包袱。传统工业的生产费用越来越高，国营企业的无效开支越来越大，结果效益倒退、失业增加。失业有福利保证，但福利却无法阻止颓势。应该有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闯将来重整局面，但平均主义的体制又压抑了这种可能。

于是，一场静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会经济体制骨子里的毛病。

几十年前西方新闻界和经济学界喜欢把瑞典的社会经济体制说成是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现在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人们不再认为有设定这种中间道路的必要，但奇怪的是，瑞典仍然是一个坐标，大家企图在它和美国之间找一条新的中间道路。

我想其间原因，就在于瑞典的社会经济结构体现了一种对理性秩序、社会公平和公共道义的追求，而这一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很容易失落。瑞典做得过头了，尝到了苦果，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这种追求，面临的危机更大，而且这种危机将属于整个西方世界，对此很多西方智者已有担忧。

偶尔读到美国《外交政策》季刊上一位叫阿塔利的学者写的文章，很能代表这种思路。他说，不管人们如何把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普遍真理，至今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在司法、国防、教育和通信业上全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也没有一个正常的西方人愿意生活在一个可以用金钱买卖法院判决、私人护照、无线电波、生化技术、饮用水源、核武器和毒品的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固然是西方文明的支柱，但它与西方文明的另一个支柱民主政治体制就有很尖锐的矛盾。例如市场经济重在人与人的差距，民主政治重在人与人的平等；市场经济重在人的使用价值，民主政治重在人的人格#p#副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