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
陈世骧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不在小说。”有人认为陈先生不够重视现代中国文学。其实我们的过去这样悠长杰出，大可不必为了最近几十年来的这点成就斤斤较量。反正他是指传统的诗与小说，大概没有疑义。
当然他是对的。就连我这最不多愁善感的人，也常在旧诗里看到一两句切合自己的际遇心情，不过是些世俗的悲欢得失，诗上竟会有，简直就像是为我写的，或是我自己写的——不过写不出——使人千载之下感激震动，像流行歌偶有个喜欢的调子，老在头上心上蒙回不已。旧诗的深广可想而知。词的世界就仿佛较小，较窒息。
旧小说好的不多，就是几个长篇小说。
《水浒传》源自民间传说编成的话本，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近年来才经学者研究出来，是用梁山泊影射南宋抗金的游击队。当时在异族的统治下，说唱者与听众之间有一种默契，现代读者没有的。在现在看来，纯粹作为小说，那还是金圣叹删剩的七十一回本有真实感。因为中国从前没有“不要君主”的观念，反叛也往往号称勤王，清君侧。所以梁山泊也只反抗贪官污吏，虽然打家劫舍，甚至于攻城略地，也还是“忠心报答赵官家”(阮小七歌词)。这可以归之于众好汉不太认真的自骗自，与他们的首领宋江或多或少的伪善——也许仅只是做领袖必须有的政治手腕。当真受招安征方腊，故事就失去了可信性，结局再悲凉也没用了。因此《水浒传》是历经金、元两朝长期沦陷的时代累积而成的巨著，后部有built—in(与蓝图俱来的)毛病。
《金瓶梅》采用《水浒传》的武松杀嫂故事，而延迟报复，把奸夫淫妇移植到一个多妻的家庭里，让他们多活了几年。这本来是个巧招，否则原有的六妻故事照当时的标准不成故事。不幸作者一旦离开了他最熟悉的材料，再回到《水浒》的架构内，就机械化起来。事实是西门庆一死就差不多了，春梅、孟玉楼，就连潘金莲的个性都是与他相互激发行动才有戏剧有生命。所以不少人说过后都还不如前。
大陆的《文汇》杂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号有一篇署名夏阔的《杂谈＜金瓶梅词话＞》，把重心放在当时的官商勾结上。那是典型的共产主义的观点，就像苏俄赞美狄更斯暴露英国产业革命时代的惨酷。其实尽有比狄更斯写得更惨的，狄更斯的好处不在揭发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但是夏文分析应伯爵生于一节很有独到处。西门庆刚死了儿子，应伯爵倒为了生儿子的花费来借钱，正触着痛疮，只好极力形容丑化小户人家添丁的苦处，才不犯忌。我看过那么些遍都没有看出这一层，也可见这部书精彩场面之多与含蓄。书中色情文字并不是不必要，不过不是少不了它就站不住。
《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此外就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Greene)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
《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就连陶玉甫、李漱芳这一对情侣，自有他们自己的内心生活，玉甫还是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应酬。李漱劳这位东方茶花女，他要她搬出去养病，“大拂其意”，她宁可在妓院“住院”，忍受嘈音。大概因为一搬出去另租房子，就成了他的外室，越是他家人不让他娶她为妻，她偏不嫁他作妄；而且退藏于密，就不能再共游宴，不然即使在病中，也还可以让跟局的娘姨大姐盯着他，寸步不离。一旦内外隔绝，再信任他也还是放心不下。
陶玉甫、李漱芳那样强烈的感情，一般人是没有的。书中的普通人大概可以用商人陈小云作代表——同是商人，洪善卿另有外快可赚，就不够典型化。第二十五回洪善卿见了陈小云，问起庄荔甫请客有没有他，以及庄荔甫做搞客搞的古玩有没有销掉点。“须爽词穷意竭，相对无聊。”在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里，这两个交游广阔的生意人，生活竟这样空虚枯燥，令人愕然惨然，原来一百年前与现代是不同。他们连麻将都不打，洪善卿是不会，陈小云是不赌。唯一的娱乐是嫖，而都是四五年了的老交情，从来不想换新鲜。这天因为闷得慌，同去应邀吃花酒之前先到小云的相好金巧珍处打茶围。小云故意激恼巧珍，随又说明是为了解闷。——这显然是他们俩维持热度的一种调情方式。后文巧珍也有一次故起波澜，拒绝替他代酒，怪她姐姐金爱珍不解风情，打圆场自告奋勇要替他喝这杯酒。——巧珍因而翻旧帐，说她“翻前事抢自更多情。”两人性格相仿，都圆融练达。小云结交上了齐大人，向她夸耀，当晚过了特别欢洽的一夜。丈夫遇见得意的事回家来也是这样。这也就是爱情了。
“婊子无情”这句老话当然有道理，虚情假意是她们的职业的一部分。不过就《海上花》看来，当时至少在上等妓院——包括次等的么二——破身不太早，接客也不太多，如周双珠几乎闲适得近于空闺独守——当然她是老鸨的亲生女儿，多少有点特殊身份，但是就连双宝，第十七回洪善卿也诧异她也有客人住夜。白昼宣淫更被视为异事(见第二十六回陆秀林引杨家妈语)。在这样人道的情形下，#p#副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