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权利

（1）

从乡下回到城里，我即开始写“申诉书”，要求被“回收”。可是一份份寄出去，结果都如泥牛入海，连个水泡也没见着。向书本索取，我会乐此不疲，向那些当官的求情，往往还没有开口就畏惧万分。但迫于生活，我还是鼓起勇气一次次走进县革委会大门，去向那些有关的头头反映情况。县里的几位主任，直属部门的组长都找遍了，有时为了追寻一位“关键人物”，不顾路途遥遥，三番五次跑到乡下他的家里去找他，遍尝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权势。虽是屡屡受挫，却也不断增添了自己的胆量，看出那些当政者的水平和人格也不过如此。

他们有的爱理不理的，只会滥发阴威，或敷衍搪塞，所谓“我考虑一下，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要常委会研究”等等。有的态度和言辞十分可笑，令人奇怪他们何以能当官：“要都回收进来，谁给发工资？”那么当初把人下放，那些工资都拿到哪里去？真是强词夺理，“站着说话不腰疼”。其实若将那些人的外表剥去，只剩一付赤裸的身躯，和自己也仅有胖瘦之分，其灵魂没有多少是干净的。

希望在一次次碰撞中熄灭，这世上还有没有一个能讲理的地方？当初把人“辞退下放”，可没有这么多“考虑”和“研究”，也没有那么多“关卡”相互制约。一到谈“回收”，却忽然冒出许多“严肃”和“认真”来。

后来多亏一位在县革委会主管部门当官的同学帮了忙。他知道我不是一个坏人，不该被“下放”，便想方设法绕过县里那位“强硬”人物，从有关部门，拿到同意把我“回收”的批复。我这才于1971年9月18日，比一些人早一步“回收”进来，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回收”后，我被分配到另一个公社的中心学校任教。此时既不象刚入伍时那样感到陌生和快活，也不象经过休假又重返岗位时那样轻松和奋发。而是在颠簸了十四个月的苦难日子，在将要灭顶的时候，被救上岸来，一种极度的庆幸和宽慰体现在心里。但是这种感觉不会持久，很快就发现自己已失去许多，在别人眼里，我也由一个原本是正常工作生活的人，变为现在一个次等的有缺陷的人，一个得到“恩赐”的“罪人”。

亲戚朋友在为我高兴，纷纷祝贺我重返工作，视为天大喜事的同时，有的路上遇见，就会好心地告诫：“今后要好好吸取教训。”这叫我一时感到茫然不解。我没有干错事，没有贪污腐化，盗窃营私，也没有消极怠工，为非作歹，这“教训”从何而来，恐怕只有去问那些把我“下放”的当官们。

如果说我本人有什么觉悟的话，那就是不能太老实，让别人以为是好欺侮的，此外，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念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一点尤其对美娟来说，“教训”特别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回收”等于重新获得生命，是不幸中之大幸。当初如不被“退职下放”，恐怕也尝不到这“回收”的“乐趣”，没有这许多感想可写，有时真该谢谢那些当政者。是的，生活中人们不管失去多少，只要有了一点点安慰，大部分人都是容易得到满足的。

重新走上讲台，我又手忙脚乱起来。十一年前是由于生疏和幼稚，那时却似乎是呆苯和迟顿。学生经过“文革”的“洗礼”，“觉悟”提高了，掌握了各种政治词汇，具备了“不满意就造反”的“英雄气概”。他们在课堂上“不再当奴隶”，乱轰轰地继续着课前的“辩论”，却又都不是什么国家大事。他们运用着从“文革”中大人那里学来的本领，互相攻讦诋毁，纠缠生活琐事，并且一定要压倒对方才肯罢休。

我一时无法适应这样的课堂。尽管在大谈“教改”，但学生不专心听课，教师往往得花三分之一乃至一半时间来进行“组织教学”，课时完不成，还有什么“教改”可言。光教师这根弦绷紧，学生那一头还松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共鸣。而学校中教师们也明显还分为两派，继续为学校一点芝麻大的权在明争暗斗。

此时我对政治已不感兴趣，对生活却倍加注意，重新拿到“饭碗”，纯粹为了吃饭，为了活命。过去身上总有一股青春的烈火，犹如火山里的熔岩，时时按捺不住要喷泄出来，结果是以毁灭自己告终。那时我希望它变成一座死火山，好在上面建造果园，过上平静的日子。我开始“稳重”和“世故”，脚跟切实地踩在地板上。以前虽是倾身奔跑，一不小心就会跌倒摔伤，那时是一步一回头。从生存角度看，是更好了，从长远看，是倒退了。我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失去热情和兴趣，没有冲动，没有激情，仿佛这世界与自己毫不相干。

一天学校领导要我带领学生，到附近一个小岛上“春游”。途中需赤脚涉过一道海滩，孩子们是兴高采烈地把泥土视为玩具，一路嬉弄践踏，虽浑身泥水也不觉得狼狈。我却小心翼翼踮起脚跟，因为没有赤脚走路的习惯，心里已感到在受罪，后悔不该有这样的差事。到了小岛上，孩子们蜂拥着朝山顶奔去，越是崎岖的地方越是兴奋。我落在他们后面，不住地环顾四周，企图找一条平坦的路，此时考虑的乃是生命的安危，徒峭的石径已令我感到胆寒。孩子们却继续在雀跃前进，我不时地在后面提醒注意，要他们小心加小心。可见我已堕落成一种保守的力量，只会防止偏差，对孩子们的勇气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