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的母亲
我的家乡，在湘北长江边的一个山村。2000年，父亲仙逝，留下母亲一个人，孤孤单单。我们兄弟俩把她接到城（厂）里来住，可她老人家住不了几天，就吵着要回老家去。说家乡空气好，开门都是乡亲，人也自由自在。我们知道母亲是“故土难离”，也只得依了她老人家。可母亲一个人在家，我们不放心啊，生怕有个生病痒痛的，知道得不及时，贻误治疗呀。于是，我为母亲装了部固定电话。
那时候，农村刚开始有电话。我们屋场，就我家安了这一部电话。我母亲那时视力和听力还可以，又有小学文化，加之五十年代去探望过我在厦门当兵的父亲，见过部队的背包式电话，见过大城市的古典电话，打过人民公社和大队部的摇把电话，也接过我城里家中的按键电话和手提电话。但只有这部电话，才真正是属于自己的电话，电话接通时，母亲那溢于言表的高兴劲，让我这个做儿子的感到无比的欣慰。
这电话，是我们问候母亲的热线电话。有了这电话，我和母亲的联系多了起来，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只要有空闲我就把电话打给母亲，只要母亲的声音在电话那边响起，我的心就得到了安慰，我也少了些许对母亲的牵挂。这电话，也是乡亲们的免费电话。母亲自己很注意节约电话费，一般是我们打电话回去，她极少打电话给我们，但为乡亲们服务，她还是慷慨大方的。有在外打工的乡亲，给家里来电话，近处的，母亲急着去叫人；隔得太远的，母亲马上就去传话；乡亲们要与外面的亲人联系，或有什么急事，母亲就热情的为他们打通电话。这电话，也是城乡信息的互动电话。我把国家的大事，社会上的新闻，城市的发展向母亲叙说，让母亲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母亲也把家乡的变化，山村的小事，亲友的喜事，向我细细唠叨，带给我们喜悦、沉思和遐想。
2003年下半年，我家在拆除老屋、建新房期间，把电话接到了好几十米远的堂兄家，而母亲却还是白天在工地做事，晚上在工棚里看守材料。我在上班，只有双休日（有时双休日也要加班）才回家去看看。缺钱了、少砖了、要什么材料的，都会给我打电话。但我担心的是母亲，晚上在工棚里睡，是不是会着凉？一日三餐饭是不是按时、能不能吃饱了？是不是帮着做事情劳累了？因为电话在堂兄家，母亲很少来接，我也只能问个三五句，可这难解我心中对母亲的担忧啊。搬进新屋后，这电话也就没有再接回来了。因为当时认为，这哥哥身体好，家里时常有人，叫个人接电话也方便些。就索性给哥哥家了。
这样，我们打电话给母亲，就要通过哥哥他家转了。我们打电话过去，堂兄家接完电话后，要放下电话去喊我母亲，再等母亲来接电话，往往在耽误很长的时间。后来他们去喊母亲时，我就先挂了电话，过一会了再打过去，有时候母亲不在家，甚至要好久才能来，打过去二、三次，还是没有来接。如遇下大雨了，下雪了，要打个电话去问候，母亲如果来接电话，就又要挨淋、挨冻。有时母亲接到电话后的那种亲切感，那种想说什么又不方便说的吞吞吐吐，那种舍不得放电话的心情，我都体会得到。这样有点象在公共电话亭，我们母子通电话，确有诸多不便。不久，我就又为母亲安了部无线电话。
这所谓的无线电话，原来是不要电话线，用天线接收信号，电话机要经常充电，且有好几个功能健。有时无意中按错了一个键，电话就不通了；有时听筒没有放好，也接不通。尤其是那充电器上的小红灯，母亲以为会耗很多的电，经常的心痛电费，有时拔下了就忘记了插上去，通话也不正常。不得不要邻近的哥哥、嫂嫂去提醒。有时，我就自己回家去看看。
母亲今年七十七岁了，眼睛看东西模糊了，看电话机上小按键的字，凑到近前，也看不清了，要打出个电话非常的不容易；耳朵，也不如以前，总说电话机的铃声小了，听不到，接到电话，也嫌我们声音小，戏说我们只怕是没有吃饱饭，说话没有力气。其实是她老人家的耳朵背（听力差）了。我们知道后，拨电话时，就多拨几次，再不行，就请邻近的哥嫂去喊。说话时也就加大了语气，有时还不得不重复几遍。我们感觉到母亲，是真的一年不如一年了。
去年十一月初，我妻子住院做手术。一天，母亲打电话，要来看媳妇，我知道母亲晕车，天气又不好，做工作要她老人家不要来，我们领了心意就是。第二天十点多钟，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原来是司机打来的，说你母亲乘车到了公共汽车站，很晕车。她老人家清楚的记得你的电话号码，要我打电话给你，你快来接她。我赶到车站时，母亲蹲在地上，双手扯着一个塑料袋，还在呕吐。旁边放着一个大纸盒，是鸡蛋；一个扁丝袋，是两只土鸡。看着母亲明知道自己晕车，还带鸡、带蛋来看我们，我感动得眼睛湿润了。我只知道，母亲把我们几兄弟姊妹的电话，都记在电话机旁的挂历上，没有想到，母亲却把儿子的手机号码，已牢牢的记在了心里。可她老人家却极少给儿子打电话，可能是怕影响儿子的工作，也可能是为了节省电话费吧，这不也是一种令人感动的慈爱吗？！
最近二个月，我打电话回去，总是说电话正忙，或是无人接听，我以为是电话没有放好。要哥嫂去看过几次，也没有给我个回复。焦虑的我，担心是不是母亲的眼睛和耳朵真的#p#副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