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老人高考梦

老夫今年整整69周岁，按照中国人“男人过九不过十”的传统，我就应该算是七十岁了。您说怪不怪，我这么个年近古稀的老头儿，现在还老是做高考梦、上大学梦。其实，我早就大学毕业了，不过，各种类型的高考我却考了四次。

我1963年高中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附中，我记得，我的毕业考试成绩平均分大概是97.3分，在班里、在全校都是名列前茅。那时候真狂!非北大、清华不考，几个志愿都基本上填的是“北大”、“清华”。1963年高考数理化三门考完以后，跟班里同学一对答案，没什么错儿;考俄语的时候，竟然用的是鹅毛笔沾着墨水答的卷子，牛!大学没跑了!高兴得我连走路都惦着脚走，我说，那才叫“北大步”!我妈妈也特别放心，高考时，她老人家竟然带着我妹妹去青海看望我爸爸去了。她根本就不担心我考不上大学。

嘿，高考结束发榜时，我竟然落榜了，接到的是“不录取通知书”。我这份哭呀!又怕别人笑话，就自己跑到北海公园哭了一整天。

光哭也不管事儿呀!我不服!还得考!接着又上了一年函授学校，1964年又接着高考;还是没考上，再接着上函授学校，准备1965年再考!

这时候，我妈妈看到我们函授学校的同班同学基本上都分配过一两次工作，而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却连一次工作都没分配过，她心里有点发毛，亲自找到了学校领导，询问为什么不给我分配工作?学校领导问我妈妈：“你儿子是不是要考大学呀?”我妈妈回答：“是呀!”领导说：“那还要分配什么工作?他们三个考不上大学，我们全校就一个都考不上!”我妈妈一听，放心了，回家就给我准备上大学的衣物。

妈妈没有想到的是，我为什么没有考上大学?她那么骄傲的儿子，怎么就会考不上大学呢?那时，我已经渐渐地懂得了，我是因为爸爸的问题——家庭出身不好，才没有考上大学的。

我的父亲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他凭着天资和努力考上了人人艳羡的北洋大学(后来的天津大学)。那是一座公立大学，不用自己花什么钱，很多莘莘学子都可望不可即。

我父亲是个学究，从来都不愿过问政治，但没想到，政治却找上了他——他稀里糊涂就被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又被稀里糊涂地任命为国民党天津县党部委员。这些历史问题，如果他1950年调到铁道部任工程师的时候能够如实交代，用当时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的话来说，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历史问题。可是，正因为如此，我父亲才认为这不是什么事儿，这有什么可交待的。他没想到，就是他的这种固执，给他，给我们一家，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和灾难。

为此，他老人家被处以“历史反革命罪”而被判处5年徒刑，我们三个兄弟和妹妹，上山下乡的上山下乡，被轰回老家的轰回了老家，我的妈妈，则被红卫兵剃了光头，户口转移证明、粮食关系转移证明也被红卫兵撕掉，被赶回了老家湖南，成了名符其实的黑人黑户。虽然，我的父亲后来被多人证明，他属于和平起义有功人员——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托人给我父亲400大洋，让他炸毁他亲自设计、施工的粤汉铁路，以阻止解放军南下。当时，我父亲正是粤汉铁路的工程师。他舍不得把自己的心血毁于一旦，同时也觉得自己与共产党无冤无仇，不愿给国民党卖命。于是，他拒绝了白崇禧的阴谋。这样，他被列为有功人员而被平反。但是，那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它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命运。

1965年，就在我一心一意准备再一次参加高考的时候，北京市开始了上山下乡的大动员，开大会、家访、办事处领导天天督促，就是动员我们这些没有考上大学的学生上山下乡。他们开大会就吓唬我们：“你们要是不去上山下乡，三五年都不给你们分配工作!”然后又打一巴掌揉三揉，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这回要去的地方是宁夏，是生产建设兵团，发工资，还发军装、军被。千里黄河富宁夏。那里有黄河大鲤鱼......”

我倒不是图这些东西，我只觉得没考上大学，没脸见东山父老。于是，我一咬牙，一跺脚，就报名去了宁夏生产建设兵团13师，在那里干了15年。

在那个文化沙漠里，我没有沉沦，也没有向命运低头。我每天都要看俄文原文小说“契科夫小说集”——那是我偷偷带到宁夏的一本书，为了这本书，我还带了一本“俄华词典”。为了掩人耳目，我把“毛泽东选集”的塑料封皮套到了“俄华词典”上。全连开会宣传毛主席语录，我就在下面看契科夫小说。

那时，我还迷上了写作。开始是写一些通讯稿、广播稿，后来就开始写小说。那是为了消遣和自我娱乐吧。

我们当时吃的是猪狗食，干的是骡马活儿。

我们每个月只有二两油，一年分四次肉，每个月吃90%的发了霉的玉米面，冬天只有冻白菜、冻萝卜吃。我们知青都要经过“四累”的考验——浪地、脱坯、挖沟、上房泥，经常累得我连筷子都拿不起来。就是隆冬季节，我们还要每天赤脚站在冰碴里挖河泥，每人每天八方土，完不成任务就要扣工资，尽管我们当时工资只有24元。

我们就这样一天天过着，超强的体力劳动和极度的营养不良，使我们的身体达到了极度虚弱的程度。

我有一次放水灌田时，一边灌水一边写作，头突然一晕，栽到了水里。我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高举报纸边边做成的稿纸，尽量不让稿纸被湍急的水流冲走。

我的锲而不舍得到了回报，当时的《宁夏文艺》杂志看了我们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主动和我们农场(农建13师后来归地方管辖了，成了国营农场)联系，为北京知青办一期文艺创作学习班，我也被荣幸地推介到了这个学习班。我下了点功夫，发表了我平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珍珠》，还行，有八千来字呢!这些成绩，为我第三次高考做了最好的铺垫。

1976年，我被上调到农场中学当高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披星戴月，不舍寒暑地为孩子们教书、备课、给他们吃小灶辅导(关于这些，我都在有关的文章里介绍过了)，可以算得上是呕心沥血。

1977年，四人帮被打倒后，全国恢复高考了。这对我来说，可能又是一次机会。我在教书的同时，自己也上足了发条，把各门功课都复习了几遍。我又准备高考了!不过，没高兴几天，我就蔫了。原来，高考有年龄限制，只能让30岁以下的青年参考，而我已经是32岁“高龄”了!

当我把当年的高考各科考卷拿到手里以后，六门考卷，我只用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全部答完了，要是报考北大，那是绝对没问题!我又一次错过了高考!不过，给我最大安慰的是，1978年开始有了电大。我，一个语文老师，竟然考上了宁夏电大数学专业!另外，我们班里的两个学生考上了两所全国重点大学!我没有考上大学的遗憾，由我的学生们弥补了!这和我自己上大学有什么两样!

1979年，我和千千万万知青，回到了各自熟悉而又陌生的家。当时，由于回城的知青太多、太集中，政府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安置我们，于是，各区县创办了各种劳动服务联社、劳动服务公司来安置我们这些知青。我也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崇文区劳动服务公司托运站。

这个托运站，就是接受单位和个人的委托，为他们办理各种货物的火车、汽车托运、提取到达等等业务。我到这里一开始就担任了调度员的职务。这是个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来的活计。你每天都要和货主、车夫、铁老大等等各色人等打交道。你得熟悉货运里程、货物情况、货主要求、运费结算......甚至连运输工人、三轮车夫的文化水平、细心程度、脚力大小等等，都要掌握，俗话说：“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你能把这些车夫伺候好了，就已经是天大的本事了。我每天就和这些哥们儿打交道，哄着他们，求着他们，自己却忙得让人替我打午饭都顾不上。不过，就是这样，我也没忘了要考大学!

我看到了很多夜大、电大、函授大学招生的消息，我心里又燃起了强烈的欲望，我还要考大学!于是，我一下子就报考了三四个大学，最先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我一下子就被这几个字打动了，当即就决定上这个大学，其它几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陆续来了，我一点都没心动。

我当时是一边工作，一边上大学。

我们单位在崇文区蒲黄榆，人大在海淀区，两下距离最少得有二十里地，我每天下午五点钟下班，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饭也舍不得吃——当时，我只挣30多元钱，家里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舍不得也没钱买哪怕是一个烧饼，我一夏天从没有给自己买过一根冰棍儿。风里雨里，我每周最少三次骑到人大上课。这样的拼搏，我从35岁一直拼到40岁，终于拿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证书”，还是人大本科毕业证书!我终于圆了高考梦!

上大学期间，14门必修课，我除了“现代汉语”得了88分以外，其它各门功课都是90分以上。我的汉语作业，每篇都是老师判卷子时的标准答案;我上哲学课时，把老师的讲课整理成一篇五千多字的哲学论文，发表在哲学领域的权威杂志《理论研究》上。

这期间，我也没有忘了写东西。

我们从宁夏返京时，居无定所，我们一家四口只好蜗居在夫人家中一间三平方米左右的袖珍厨房里。那儿连一张床板都放不下。我把床板锯了一块儿才勉强搭成了一张床，我和女儿就在床上的被子垛上写作业、写文章，我在被子垛上写的一篇小小说，还获得了《北京晚报》“一分钟小说征文奖”;我的另一篇小小说，1978年发表后，到2010年还有杂志转载呢!

我的大学瘾，还感动了夫人。她当时在一所小学当教师，她也报考了北京电视大学，上的还是新闻专业。我们经常一起研究作业，撰写稿件。她写的一篇散文“最难忘袜子放在鞋里”曾获得过《中国教育》杂志征文三等奖。

我这一辈子，就这么考过四次大学，但是，我还没有学够，我还要上社会这所大学，尽管我已经年近古稀了，但我依然有着年轻的心态。我每天上网，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跟网友聊天儿，好不快活，好不开心!我得把社会大学上好，当个优秀的社会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