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讲的故事

记得小时候，那还是三年级的一节语文课，讲的是旧社会地主压迫贫雇农的事。因为老师是当地人，对周围邻村情况熟悉，就和我们介绍起哪个村子地主最富有，说到我们村，他说：这村穷，大概大部分是贫雇农。同学们七嘴八舌的，这个说我们是贫农，那个说我们也是贫农......听他们这么说，我说：“我们也是贫农。”有一个同学马上顶我：“你们是富农。”我回他：“你们才是富农呢！”老师这时对我说：我也不知你家是什么成分，但肯定不是贫农。过去，你们家在这个村子里算好光景呢！听了老师的话，我心里难过极了，真害怕我家是富农，又看到那位同学得意的神色，忍不住哭了起来。

回家后，母亲看我眼睛红红的，以为又是同学欺负我了。当我把学校里发生的事和母亲讲了，母亲停了好长时间才说：“咱们家不是富农，是中农。”接着给我讲起了三查土改时候的事情。

日本人走的第二年冬天，我们这里开始了“三查”。（民间所说的“三查”实际上就包括了同时进行的最激烈的土改运动，把“三查”与土改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运动混淆了，并且以“三查”运动代替了土改运动。）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全家被村子里的干部和民兵关起来了。那时候家里有爷爷，后奶奶，父亲、母亲和六岁的姐姐。和我们一家同时关起来的还有三、四家村子里光景比较好的人家。男的关在一个屋子了，女的关在另一个屋子里。被关以前母亲穿的一件棉袄被妇女主任脱去了，只留下一件单衣。姐姐戴的一顶帽子也被另一个妇女拿去给她的小孩戴上了。姐姐哭着不给，母亲吓得直哄姐姐，说给你再缝一个好的。塞外的山村，数九寒天，平常里人们也是烧一把柴火，被关起来的人们柴火给得很少，冰冷的土炕，又加上大部分棉衣被人们扒去，许多人挤在一块儿取暖；吃得呢，只给喝一些谷子面糊糊。又冷又饿，母亲曾向村干部恳求，让邻村的姑姑把姐姐带走，可遭到干部们的拒绝。后来，姐姐把脚趾都冻掉了。母亲那年正好怀着孕快生了，关起来不几天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是母亲生的第四个孩子，姐姐是最大的，姐姐后面的两个妹妹因战乱、穷困都没有活下来。母亲没让我这个哥哥哭一声就结束了他的生命。我听得不无遗憾，我原来有哥哥呀，为什么要弄死他呢？母亲说，那时候大人也活不出去，哪能顾着孩子呢！母亲告诉我，同一个屋子的几个女人都让烙铁烙，锥子扎，有一个女人生生的被烙铁烙死了。母亲因为平日里人缘好些，又加上是月子里，所以并没有受这些拷打，但就因为是月子里，母亲险些没活下去，关了四十多天出来后，母亲已吃不下饭了，只能喝些汤。爷爷被打死了，父亲也在他们消灭之列，幸亏政策下来了，要纠偏，我们是中农，父亲才免于一死。只有一百多人口的小山村就被打死四人。纠偏后，土改时真正的富农只有一家，儿子还在抗日战争中当了八路军，直到51年才复原回家，还是共产党员。

对于爷爷的死母亲没有说很多，只是知道爷爷被吊打的昏迷不醒后，有一个小孩故意往嘴里尿了一泡尿就死去了。母亲对爷爷没有好感，说那是个及其吝啬的老头，当了二十多年长工，用奶奶的话说：“是一尺肠子饿成八寸”，积攒了一些钱，买了地。母亲过门时家境就好些了，但还是特别节俭，对家人很是苛刻，舍不得雇长工，奶奶、母亲都必须到地里干活，特别忙时雇一些短工。母亲那时候真适应不了这种家里地里繁重的劳动，对爷爷颇多怨恨。姥姥家虽穷，母亲却很少下地；如今到了婆家却要披星戴月的下地劳动，吃得也不见得比姥姥家好多少。爷爷就知道攒钱买地，最后还买了一处全村最好的大院子。但还没等把买院子的债务还清，日本人就来了，常常来扫荡，抢牲口，抢粮食；我们家院子大，常常住八路军，供吃供喝的，还要支援打日寇交公粮，等到“三查”时已经很穷了。母亲说：“你爷爷一辈子对家人对自己省吃俭用，没享过什么福，最后落得这下场。”

母亲又讲，纠偏后工作组把分了的房子和地都给退回来了。但房子农会主任已经住上了，你父亲为讨好人家也没要，再说，你爷爷死后，后奶奶也改嫁了，只有我们和你姐姐三口人了，要了另外一处小一些的院子居住。

一年后，正当父母亲稍稍安心准备过日子的时候，有人传言，还要进行二次土改，这一次要比以前还厉害。父亲母亲害怕极了，在一位亲戚的招呼下，正月里的一个漆黑的夜晚，一家三口悄悄地逃出了村子，往口外走去。风餐露宿，一路乞讨。一个月后，在内蒙托县的一个村庄住了下来。一住就是四年，母亲说，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父母亲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母亲待人又特别热心，他们在那里住得不错，当地村民待他们也很好。后来母亲常常回忆起在口外的那一段比较舒心的日子。经历了社会的急剧变革，战争也渐渐远去，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口里的舅舅们三番五次捎话让母亲回来，母亲也思念亲人，又有了回故乡的念头，父亲虽然极不愿意，但也拗不过母亲。终于在我四个月大的时候，一家四口又踏上了回故乡的路。这一次，他们是正大光明的，当地村子里的人依依不舍，用马车送了几天，直到过了长城......我算来，那应该是1952年的春天。

听着母亲的讲述，我泪如雨下。父亲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