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内外

"文革"中，郭沫若接连失去了两个儿子，其中之一的世英是我的好友。世英死后不久，我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洞庭湖区的一个军队农场劳动。农场的生活十分单调，洞庭湖的汪洋把我们与外界隔绝，每天无非是挖渠、种田和听军队干部训话，加上我始终沉浸在世英之死的哀痛中，心情是很压抑的。在那一年半里，与郭家的通信成了我的最大安慰。

有一回，我给建英寄了一些我在农场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白诗句点化而来。诗写得并不好，我当时的诗大多强作豪迈，意在使自己振作。但是，建英回信转述了郭老的鼓励，夸我很有诗才，并说郭老又写给他一首李白的诗："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问我一个问题：君山那样的好，为什么要铲却它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一样，"铲却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建英在下一封信中揭破谜底：铲平君山是为了造田种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

后来我收到于立群寄给我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当时正在研究李白。在这部书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一次发表了他写的一首词，正是他曾经抄录给我的《水调歌头·游采石矶》。离京前夕，我到他家告别，他拿出这幅大约四开大的墨迹，为我诵读了一遍，盖章后送给了我。"借问李夫子：愿否与同舟?"我很喜欢这个意境。可惜的是，于立群顾忌到我所要去的军队农场的政治环境，建议我不要带去，我便把这幅字留在郭家了。

《李白与杜甫》初版于一九七一年，我不知道郭老是从何时开始构思这部书的，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该书的大部分写作及完稿是在他连丧二子的一九六八年之后。可以想见，当时他的心境是多么低郁，这种心境在他给我的信里也有曲折的表达。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接着提到了世英："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的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世英原是北大学生，因"思想问题"而被安排到一所农场劳动，两年后转学到北京农业大学，"文革"中被那里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在另一封信中，因为我曾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郭老如此写道："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在我，实在是遗憾。"这些因"文革"遭际而悔己一生之路的悲言是异常真实的，我从中读出了郭老对当时中国政治的无奈和绝望。他在这样的心境下研究李白，很可能也是感情上的一种寄托。他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总结?联系到他给我的信中的话，我能体会出其中隐含着的愤懑：政治如此黑暗，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