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理想

（1）

从水库工地回来，我就留在家里专心复习功课。自以为有这样一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劳动表现，政治条件可以合格了。工地指挥部也特地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我在那里劳动表现不错。这是一封我付出四个月的汗水才换来的《介绍信》，我满以为是个很有份量的政治筹码，几乎寄托着全部的希望。

1959年，政治不但已经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高潮叠起，又一场“插红旗、拔白旗”，“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使一些人遭了殃，也让那些敢于说大话、假话、空话的好汉，有了用武之地。学校里政治更显得是主课，政治条件不够格，学生高考成绩再好，也甭想被录取。可是我又一次过于天真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条件”，当然这绝不是我的错。

七月份我如愿第三次参加高考，我觉得比去年更有把握，答题更成熟，成绩肯定还要好。我又满怀希望等待着。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叔叔告诉我，派出所里的人正在调查我与国外通信搞集邮的事，而且说得格外严重。我一下子惊呆了。

说到集邮，当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有兴趣，不过那时纯粹是为了好奇、好玩，没有目标。就象小孩子玩具箱里保存的各种图片、矿石、小贝壳一样，只希望在数量上品种上超过别的小朋友，凡是“不一样”的，即使薄底缺齿，已是废品的邮票，一概兼收并存，一点不加选择，也一点不懂欣赏。后来叔叔考上大学后，把他的邮集送给我，我才开始真正的集邮。到了上中学时，结交了一位老集邮家，在他的指引下，邮识不断丰富，学会如何从天安门普票上的云彩去分辨不同版式，知道“原版”和“再版”的区别。同时通过不断跟同学交换，跟外地邮友通信联络，包括报刊杂志上刊登的一些外国邮友。我的邮票因此“突飞猛进”，有了可观的数量。

因为集邮占去我青少年时代不少光阴，颇受家里人的反对，担心影响我的学习。我还引经据典进行反驳：恩格斯在1863年4月21日给马克斯的信中还写到，“因此现在把信结束并随信寄点邮票给杜西卡（马克斯的女儿），附寄邮票有很多是双份的，复品可以用来和别人交换。意大利和瑞士的邮票以及德国的某些邮票我都可以送给较多的数量。”可见革命导师还帮人集邮呢！巴甫洛夫也说过：“一个脑力劳动者应该培养一种爱好收集的习惯，籍以转换他的注意力，从而使他的神经系统得到休息。”

“落取”后太无聊，一段时间我更是如醉如痴一门心思放在搜集邮票中，以此消磨时光，排除烦恼。最盛时几乎每天都有邮件，有时一天可达七、八封。但是除了彼此交换邮票，并没有任何越轨行为。早些时候我也发现邮件常常被拆开重封，特别是从国外寄来的，更有这种痕迹。有人也问过我为何有这么多信件，因为在这个小县城里，象这样的事并不多。别人喜欢好奇，我并不介意，自以为集邮是正当的娱乐，国家有集邮公司，出版《集邮》杂志，我没有做违法的事，怕什么？想不到，麻烦的事果真来了，我不明白公安局为何要调查？叔叔听说是因为我寄报纸给香港邮友。

我记起来，那是1958年9月，也是我最热心集邮的时候。我从杂志上的“集邮者信箱”中找到一位香港邮友的地址，按他的要求寄了些火花跟他交换邮票。来信中对方自称是一位离开家乡多年的华侨，想看看祖国的报纸，希望我寄一些给他，他可以用邮票答谢。这事本来我并不乐意，我没有订报纸，也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报纸，寄报纸。但想到一位远离家乡的华侨，渴望看到祖国的报纸，了解家乡的变化，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再说报纸本身就是宣传用的，要给人看的，做点好事是应该的，政府对华侨又是那么关心爱护。但寄整张报纸不方便，我特地从别人的旧报纸中，挑选有关华侨投资祖国建设和侨乡新面貌等内容，剪了三小张夹在信封里寄去。过了不久，我也从《集邮》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是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借交换邮票搜集国内的报纸，请集邮者提高警惕。想到自己遇到的事，虽不明白对方要报纸干什么，出于谨慎，我又写信给“集邮”杂志询问有关情况，同时断绝了跟对方的联系，这就是全部的经过。当然，如果对方真是特务，我又如何洗得清？

也许自从“整团”以来，我的心就非常脆弱，“开除”的阴影时时伴随着我，总怕人家知道我是犯过错误的，担心别人另眼看待，精神上老是背着沉重的包袱。经叔叔这么一说，我难免有些恐慌。有的说是“做贼心虚”，可是我不做贼也一样心虚，甚至有点恐惧，似乎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到街上去觉得背后有人在跟踪盯哨，在家里又害怕有不速之客来临，带一只手表也担心别人怀疑它是照象机，街政府曾组织干部参观家乡机场，我也不敢去，怕引来不必要的怀疑。也许真的是惊险小说看多了，终日惴惴不安，疑神疑鬼，几乎要失去理智。

事实上，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中生有的事，只要是有人怀疑和不信任，都可能引起十分的不安，尤其是对一个挨过“整”的青年，更是如此。也许生活中怀疑和误会时会发生，比如有一次我到影院看电影，举手看看手表，放下来不小心碰到旁边一位同志的衣袋，他立即警惕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还轻蔑地朝我一笑，似乎要说：“你想偷东西！”可是搞到政治上也产生怀疑和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