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  城市

民以食为天，食不同天也不同，食能划分人的等级。曾几何时，商品粮不是商品，而是城市人身份的象征。生产粮食的乡下人梦寐以求的却是能吃上商品粮。1980年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就让我这个乡下人实现了吃商品粮的梦想。而就在要吃商品粮的那个早晨，我还在晨雾缭绕的田地里忙着播种来年的口粮。

把剩下的半布袋麦种背回家时，父亲正在呼嗒呼嗒拉着风箱做饭，炊烟掩饰不住他脸上兴奋的光。我心急火燎地收拾着行囊。头顶上的尘土还未洗净，父亲就把面条端在了面前。

酽酽的秋意让发野的太阳没了脾气，汗流浃背地赶到县城汽车站时，许多人正围着仅有的一辆客车挤的不可开交。把行李扔上车顶后我就去挤，接近车门时，父亲双手使劲把我推进了车内，于是就离开了养育我十七年的土地。这一走就是二十几年。

和所有进城农民一样，憨头憨脑地行走在陌生的大街上，与我好奇目光相碰撞的是城市人那高傲睥睨的目光，这与我在村里处处受到羡慕相比，形成了巨大反差，自尊心也开始波动跌宕。

没有多少人知道我是来这里读书的，在他们眼里我和那些民工一样是来城市讨饭的土包子，一路所遇，尽是冷眼相向，即使问路，对方先愣一眼，然后硬梆梆扔给一句：不知道。高乡下人一等的优越感暴露无遗，我心里就骂：横他妈个啥，往上刨几辈没准儿你祖宗比农民还农民哩，脑袋上高粱花子还没丢掉，转脸就不认人了。骂归骂，心里不由自主地向自卑的方面倾斜，谁让咱是农民出身呢。所以，意识里我从不敢把自己与城市密切相关，觉得城市永远是城市人的城市，像我这样还没有洗净泥腿的乡下人充其量是城市的一个过客。于是，怀着对城市的畏惧，匆匆念完了师专的全部课程，当别人为留城而绞尽脑汁时，我很自然地回到了曾经读书的乡下中学，摇身一变成了老师，以前曾经在下边战战兢兢接受老师提问的我，趾高气扬地走上了讲台。此时，在城市人面前倾斜的自尊，在这儿又扶了起来，心理找到暂时的平衡。城市人看我是乡下人，乡下人看我是城市人，灵魂无依的尴尬成了那时我们这一部分人的鲜明特征。

尽管成了吃皇粮的公家人，可走下讲台我仍是一个农民，依然光着膀子和父亲并肩在自家的责任田劳作，虽然算不上种庄稼的好把式，可犁、锄、耪、耙我都能来几下子，一二百斤的粮食布袋扛起来健步如飞。

当父亲的腰一天天弯下来的时候，我与土地也越来越疏远了。先是进了县城，后来又进了那个曾冷漠我的城市。与当初父亲送我情景不同，这几次父亲的双手已无能为力再从背后给我加一把劲了，虽然我有时特别需要借助外力来推动自己的前程，可总是茫然无助。

城市还是那副德行，对我不冷不热。不过这次我不再是过客，是长期驻扎，用《沙家浜》上的一句话：这次回来老子就不走啦。

后来能够调到城市工作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地区广电局面向全区仅招聘五名编辑记者，竞争相当激烈。许多有门路的尽管考试成绩不行，可都比我们进去的早。其实那时我并不多么愿意到城市来。我是偷偷报的名，主要是怕考不上领导对自己有看法，再者当时我所在的单位经济条件较好，县城距老家又近，照顾老父亲方便，所以被录取后一直犹豫着迟迟没办手续，要不是后来发生一件阴差阳错的事情，可能我还要犹豫。

那是1988年秋。考上后的一段时间我仍在原单位上班，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问我为啥在地区电台上班了人还不走。当时问了我一愣，在朋友指点下我找来《邯郸日报》一看，报纸右上角有一条省领导到武安师范慰问教师的消息，最后署名竟是本报记者王登禹和地区电台记者崔东汇。我没有去呀，怎么会有我的名字？正纳闷，单位领导拿着报纸找上了门，明着是恭喜，要为我送行，话里却带有责问：你都到电台上班了，还在咱这小地方呆着干啥？我被录取消息已在单位传开，白纸黑字又分明写着我的名字，可我又一头雾水，欲辩难言。后来打听清楚，地区电台有个记者叫崔继东，那天他跟王登禹老师一块采访，我平时写新闻稿与王老师熟悉，而崔继东与王老师不熟，写完稿子署名时，王老师一不留神把崔继东写成了崔东汇。虽是一个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