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村教书生活

【任翔】

中师毕业后，我被分到一所乡村小学教书。这所学校在国道212线旁，离我家十五公里路程，我承认我比其他同学幸运一些，一开始就分到了这个容易搭车的地方。我的那些如花似玉的女同学，很多都被分到了深山里的小学，宣布分派决定的那天，她们个个哭成了泪人儿，好像要被押赴刑场似的还难过，真是没有工作还愁，分不到好地方还愁。

我是用自行车驮着铺盖卷去报到的。穿着一件崭新的西装，自我感觉精神头还算不错。那些在校园里进行课外活动的学生。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黑黑的短辫子抡得老高老高，在校园里跑来跑去的很野，看到我时都停住了奔跑，围成一圈傻呆呆地望着我，好像我就是那庙里来施舍斋饭的和尚。然后有一个女生喊了一声：“来新老师了！”，这消息马上不胫而走，引来更多的学生围观。校长喝退了那些看热闹的学生，斥责他们没见过人烟，让其中几个帮我拿铺盖卷儿。从此我有了一间宽绰的房子，它既是我的卧室，又是我的办公室。白天我在这里备课，会客，跟学生谈话，晚间则早早拉上窗帘，开始学习英语，学写诗歌到半夜，有时居然到天亮。我做梦都没想想到，今天还能正儿八经地当上一名英语老师，从此再也不受那当学生的苦楚了。

刚开始工作还没有对象，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家具。接了婚的老师们最值钱的家具就是漂亮的大衣柜，镶嵌着明亮的大镜子，那是富足的象征。同事们串门时眼睛总喜欢往大镜子里瞧，我相信自己以后也会有大衣柜的。我的课桌上只有一排书，几瓶墨水，一包卫生香，面板旁放着一个高中读书时用过的煤油炉，那是我最奢侈的镇宅之宝。保存得最完好的东西就是我的教案本，它是上级确定转正名额时的重要凭据，一定要码得整整齐齐，用塑料绳捆好藏起来，这些都是当了几十年民办教师的那些同事的经验之谈，我也不敢马虎。学区处理旧的录音机时，我托人花一百元买了来，可以用它来听英语磁带。有了这些，比起家里的条件来说真是太好了。我还有了自己的床，新床单上有大红的花朵，从此再也不用和两个弟弟一起挤土炕了。床边有我向往已久的漂亮扶手，刷着金黄的颜色，在我看来很有工作人的架势。我的玻璃窗挂着一幅漂亮的粗布窗帘，上面印着三亚的风景图案，要知道我以前住过的学生宿舍可是从来没有窗帘的，家里的窗子是老式的，年年贴着发黄的窗花，时间长了看厌了，就想有带窗帘的大窗子，用一根线将窗帘拉来拉去的，对我来说是内心是极为满足的。我还从县城里带来一盆仙人指，那时唯一适合我养的花也就是仙人指了，因为这花是非常适合干旱的，可以一百天不用浇水都葱绿如初。

那些灰尘一样的往事，和那盆仙人指一样永远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如在昨天历历在目，虽无波澜起伏，印象却永久地深刻。毕竟，一个人的现在的收获既源于机遇，也源于过去的努力，只相信第三个馒头能吃饱人的想法，是不尊重历史的。

学校一共有八名教师，多是本村或邻村的，忙了去种地，闲了来教书，只有我说远不远，在学校成了住校老师。这个村庄很大，有二百多户人家，有庞包蒲郑四大家族，人情也非常地好，放学了我就去串门，有时还跟学生到外村去家访。村里有一个大的代销铺，经营各种日用品。为了能从这个铺子里买到漂亮的润面油铁盒，我等待了整整一月，因为卖完润面油后，这个铁盒子可以用来装糖果。除此之外，村里还有一家酿皮铺，兼卖煮鸡蛋，我是那里的常客。正月里戏台上唱社戏，我也挤在人群里看，村里的人见了我们就像见了知识青年，有一种神秘感。我到跟前时那些村民们闭口不言，我走过后就开始在身后指指点点，猜测我的来历，有时也不知人家说什么，身后听到的是一片嬉笑声，肯定又是在拿我们在做话题。久而久之，我也习以为常。有时候晚上快睡觉时，耳朵根有点发烧，于是我想起月亮地里聊天的那些村民，怀疑他们是不是还在议论我呢。

校长派管总务的老师送来十盒火柴，三支白蜡，一只红塑料桶，我开始享受公家人的待遇。想想当学生时家里供我读书的艰辛，现在领到了单位配发的东西，怎能不高兴呢？当然不仅仅是高兴，我还节约着用，尽量多剩下一些给家里，要知道在家里，天一黑就要吹灯睡觉，煤油太费，家里供不起。毕竟参加工作了，吃吃喝喝也是常事，尽管我的工资很低，但是每次活动我都积极参加，避免让人说我生分不连心人。校长为了搞好工作，用聚餐这种方式让大家团结起来，争取在小升初考试中名次能拿到全县前三，但是每次都事与愿违，学生基础知识太差，赶起来很是吃力，至于教法，照搬的还是前苏联的什么五环教学法，课上得很死板，如若违背这种教学法，那可是要遭学区校长批评的。我们那时的教学，只是光有热情没有方法。不过体罚了学生时，家长一般不会找学校麻烦的，不像现在老师要时时处处小心翼翼。体罚学生是错误的，但那时不体罚的老师又有几个？现在我为那些曾经体罚过学生的事还感到深深的遗憾。

我居住的校园里，有一半被开辟成了菜园，满园子种的都是土豆，底边上也有豆角和水萝卜，地中间有野长出来的向日葵和大麻，地脚阴湿的地方有香麻和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