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上庄稼之外的生长(组文)

喇 叭

喇叭花又称牵牛花，细细的藤蔓上缀着一个个色彩斑斓的花，宁静而绚丽地编织着田园诗意。而村里的那两只喇叭远没有喇叭花的羞涩恬静，像两只恶狗张着大口吐着长舌安卧在村办公室门前的木杆上，受村“革委会”主任老豁的支使咬人，对地主富农是家常便饭；老豁看谁不顺眼，一句话就可以把谁打成坏分子，喇叭就可以随便对着谁咬。村里胆小的人一听喇叭喊自己的名字，裤裆立马就湿漉漉的。有一次我父亲正捧着碗蹲在门沿上喝稀饭，猛然听到喇叭里喊自己的名字，饭碗即刻从手里掉下摔成了两瓣，所幸的是老豁让我父亲吃完早饭后帮他家垒院墙。为了这只不应该损失的粗瓷碗，母亲心疼地嘟囔了好几天。

从上小学开始引产后吃什么，喇叭就走进了我的生活。尽管我五音不全，其貌不扬，可我一直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演节目、挂标语、贴大字报，几乎成了我小学的全部内容。在胸怀祖国的同时，我们还放眼世界，美国佬的炸弹扔在越南国土上，疼在我们心上，吃罢晚饭我们自发组织在街上对着清冷的天空“声援”越南人民。我们当然没资格动用村里的喇叭，那是老豁的专用工具。我们只能用双手在嘴边围成喇叭形状扯着嗓子大喊“美国佬从越南滚出去”。当然，我们在遥远的中国北方偏僻农村的“声援”，越南人民听不到，美国佬也听不到，“革委会”主任老豁却声声入耳，常常难眠，就隔着院墙骂：“深更半夜的还驴叫，都滚他娘的回去。”于是，美国佬没有滚回去，我们自己先灰溜溜滚了回去。

我与喇叭的缘分一直延续到成年。虽然新闻传播手段都已到了数字化时代，可在乡亲们眼里新闻广播依然等同于喇叭。我到邯郸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不久有一次回老家，谈起工作，二叔就问我：“你也天天在喇叭里喊？”我说不是，二叔马上就明白了：“对对，你们那儿的喇叭肯定也是支书管着哩。”我哭笑不得。

二叔自作聪明的猜测也许有他自己的道理。不过，后来在乡下采访时我倒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到某个村找支书村长，不用打听，冲着喇叭走就成。喇叭从村办公室移至村干部家，是集体权力个人化的一种表现，还是喇叭寻求权力庇护的出逃？

但无论如何，现在的农民对喇叭的敬畏之心已大大减少，喇叭的平民化大大增强，谁家丢了猪羊鸡狗、卖生产资料的新进了农药化肥种子等等，都可以走进支书家，递一根烟打个招呼就可以在喇叭上广播几句。喇叭的功用也在转变，有乡亲们喜欢的歌曲戏剧相声，也有村干部催粮催款结扎引产的声嘶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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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喇叭的神秘感没了，但并没有多少农民别出心裁地弄两个喇叭挂在门前炫耀，除非红白喜事。其原因，一是没有浪费钱财的必要，更主要的是在他们心目中，喇叭是权力象征的意识依然存在，好像喇叭就是支书村长行使权力的官印，普通百姓挂在门前有点不伦不类。然而，这种意识并不是普通现象，有的农民就把喇叭作为与村干部抗衡的手段。我的同学王付印就如此。

王付印与我同岁，高中毕业我考上学参加了工作，他落榜回家当了农民，由于两人居住的村庄距离较远引产后保健，毕业后几乎没有交往。对于他的情况，我也是从其他乡下同学那里听来的。他开过小卖铺、办过私学、成立旧货市场，在周围十里八乡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可他就是与村干合不来，每年收征购提留时，王付印都要到县里打听清楚标准后，回村用大红纸写上张贴在大街上，提醒村民，防止村干部捣鬼。这引起了村干部的不满，常常是他前边张贴，村干部后边派人撕掉。此招失灵，王付印干脆买了两个高音喇叭挂在自家门前引产手术，改变了传播方式。喇叭电线常在夜里被人剪断，他便把喇叭挂在院内树上，继续他的抗衡。不成想引产日记，夜里竟有人用砖头向喇叭瞄准投掷。

分别二十多年后，今年初春王付印突然来单位找我，要我帮他。原来村里选一名县人大代表，乡里指定的人落选，王付印以高票当选。可乡里硬说他拉选票舞弊引产后多久来月经，选举作废。王付印不服气引产手术录象，请我对此事进行公开报道。请示领导后，我遂前去采访引产后饮食，刚到村南就被乡村两级干部若干人“热情”拦住，其中两个乡干部是我在县里工作时的同事。他们向我陈述他们的理由，指责王付印种种行为。

采访没有成功，离开村子时听见村西头王付印家的喇叭正在播诵《选举法》，地方味儿很浓的普通话，沙哑沉闷，我听出是王付印的声音。

回单位后县里和乡里又托熟人告诉我不要介入此事。为避同学之嫌，也为了种种人情，几天后我给王付印打了一个电话，以新闻纪律等理由来搪塞，听了我的解释，王付印愣了十几秒后，有些气忿地说：“我就知道你不敢说真话儿。”

我默认王付印的指责，我知道自己圆滑的卑劣，因为田园诗意的质朴，对于我已是遥远的奢望。喇叭是喇叭，不是喇叭花。

神 婆

我真的没有想到东臣嫂会称为神婆。

东臣哥是我远门堂哥，其实他比我父亲还大一岁，从小爹死娘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