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繁荣与社会的进步

毋庸讳言，对于这些年来中国散文的创作情况，我并非毫无保留地认同和赞赏，相反倒有一些遗憾乃至隐忧不绝如缕。然而，当改革开放30年的散文创作作为一种整体景观，构成需要感知与审视的对象时，我还是情愿本着放眼大处、立足主流的原则，给它一个充分肯定的评价：近30年来的中国散文打破种种禁锢，摆脱重重困扰，呈现出空前的艺术繁荣与巨大的历史进步，从而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继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的又一座高峰。

为这种肯定性评价提供根本依据的，当然还是散文创作本身。君不见，一批又一批的散文作品，不再一味充当政治任务的“轻骑兵”，而是毅然回到了缤纷的生活现场和丰邃的生命体验，在热情拥抱社会和真诚烛照“自我”的同时，构建着一个时代的回音壁和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面对喧嚣而驳杂的外部世界，绝大多数散文作家持守着心灵的澄明与精神的睿智，围绕人的启蒙、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的基本主题，勘察于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的无限空间，表现出趻踔高蹈，自由不羁的艺术风度；呼应着现代人的精神需求和审美趣味，散文的生态与形态走向多元与丰富，思想随笔、经济杂谈、科学散文、知识小品拓展着散文的疆界，充实着散文的内涵；而大散文、新散文等，则为散文写作提供了新的经验与新的可能……而在散文领域所有这些标示着繁荣与发展的现象之中，还有一点原本十分重要，但却迄今不曾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就是：散文创作队伍的日益壮大、散文作品数量的急剧增多，以及此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社会和历史进步意义。

如众所知，就文学的诸种门类和样式而言，散文的特长与优势在于能够自由自在地表达创作主体的见闻、感受和思考。由于这种表达体现着几乎为人类所共有的与外界和他人相联系、相沟通的天然欲望，而这种表达本身又重在真诚和“达意”，并不存在更多的技术性门槛和装饰性要求，所以在通常情况下，散文理应成为一种普及程度很高的文体，即一种相对于小说、诗歌、戏剧等更趋于大众化的文学样式。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散文无论是用于宗经、载道抑或抒情、言志，都始终属于小众化的阳春白雪，是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特有的“雅正”之音乃至身份证明，它远不像小说、诗歌、戏剧那样能高能低、雅俗共赏。关于这点，我们只要想想几乎所有的文学样式都存在着与“庙堂”相对应的民间形式，如白话小说之于子部小说，民歌乡谣之于诗词曲赋，而唯独散文是纯而又纯，一“雅”到底的事实，即可有所领悟和认识。散文这种超凡脱俗，卓然自赏的基本姿态，即使在“五四”以后的现代文学史上，似乎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当时，鉴于以“国民文学”取代“贵族文学”，以“写实文学”取代“山林文学”已成为社会共识和历史潮流，所以散文的创作题材获得了有效拓展，艺术风格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只是倘就作家队伍的构成而言，却依旧不出精英知识分子的基本圈层。换言之，散文大致上还是被社会精英所亲昵、所垄断的一种文学体裁。正是面对这样的现实，鲁迅先生才担心小品文会失去“挣扎”和“战斗”，变成仅仅供“雅人摩挲”的“小摆设”。也正是立足于这样的背景，郁达夫先生才在《小品文杂感》里，一方面不无遗憾地指出：“现在的中国，小品文还不算流行”；一方面又满怀希望地断言：“将来若到了国民经济充裕，社会政治澄明，一般教育进步的时候，恐怕小品文的产量还要增加，功效还要扩大。”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发展的缓慢性和曲折性，郁达夫所说的散文产量的增加和功效的扩大，在此后40多年里，都不过是一种美丽的期待和良好的愿望。

中国的散文创作真正打破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从而由小众走向大众，由精英独语走向众声喧哗，无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进入新时期的散文创作在经历了必要的恢复、调整和蓄势之后，大致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太阳朝着散文笑”的生动局面。一时间，不仅小说家、诗人、学者、评论家、剧作家纷纷拿起笔来写散文，同时，许许多多文学圈之外的各界人士，也出于参与和表达的需要，踊跃加入了散文写作的行列。这种情形到上个世纪末达到高潮，据当时媒体公布的数字统计，全国报刊每天公开发表的散文作品高达20多万字，全国散文的年产量则已超过7000万言。跨越新世纪后，报刊散文量的扩展虽然明显放慢，但网络媒体异军突起，高速发展。有资料显示，到2007年底，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网民数量已超过2.1亿，其中26％以上为博客作者；而36％的博客作者都保持着每月一次以上的更新频率。这时，散文作品真成了汪洋大海，中国大地上散文写作的大众化、民间化、普泛化，最终变为可以直观的现实。

毫无疑问，散文写作的大众化、民间化和普泛化，造成了散文领域的泥沙俱下，良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