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结

文/秋子

我被反贪局带走的头一天，十几位男女同学到学校看我。因为校长被反贪局带走，他们也非常关心我。那时，我还信誓旦旦地说我没事。他们高兴了，又像往常一样喝酒、唱歌、跳舞。

我们这帮一直怀着浓厚校园情结的老同学，每年都有几次聚会。这个同学乔迁新居，那个同学孩子上大学，或这个同学有病，那个同学的母亲去世……我们都要出个份子，尽点心意，同时也是为了在一起叙叙旧乐和乐和，近二十年不间断。

我们是文革后期学校首届高中毕业生，汇集了68－70三届初中学生。有个68届的同学已结婚生子，又被村里推荐和我们一起上高中。我是70届，在同学中是年龄最小的一档，而且为数不多。平时学哥、学姐都像宠小弟弟似的宠着我。我真的被他们宠坏了，总是以小卖小，毫无避讳地和他们任何一位玩笑嬉闹，在他们的姓氏前加“密斯特”或直呼“阿拉维油”。

记得好像是2000年春节农历初四，也是西方的情人节。那时，情人节在我们小县城刚兴起没几年，正轰轰烈烈且有蓬勃发展之势。那一天，我同时接到两个聚会的邀请，一个是曾在一起工作过的朋友，几家子每年轮着请客，我不能不去；另一个就是我们那帮同学的聚会邀请。没有办法我只好“跑片子”了，先急急应酬一下子朋友那一桌，就赶去和同学聚会。路上，几个花店人来人往，甚是兴隆。我头脑一热，便停车进了花店，买了一把玫瑰花带到了酒会上。我虔诚地给每位女同学和嫂夫人献上一枝，祝她们情人节快乐。她们每个人的脸都灿烂得像秋天盛开的菊花。有位女同学说这是她大半辈子里第一次收到的花，说得几位女同学都跟着眼睛眼睛了。学哥、“学姐夫”个个都很大度，一笑置之，不吃我的醋。――在他们的眼里我是永远长不过他们的“小弟弟”。“小弟弟”的这种亲昵，他们感到亲切，也习惯了。家里有啥事能忘记给别的同学打电话，从忘不了给我打电话，忘不了我给他们拉场子、唱歌，活跃活跃气氛。

高中时，我在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唱主角，现代京剧《沙家浜》里的新四军指导员我演了两年。课外他们很少有叫我的名字的，一律叫我“郭建光”。当时我能唱女高音、且对声音有较强的记忆和分辨能力，学校就是因为这才让我上高中的。不然，那时我父亲还是“走资派”，不会有人推荐“走资派”的儿子上高中的。#p#副标题#e#

对声音记忆的潜能，我曾对我的学生讲过：有位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的女同学，毕业后很少接触。有一次，她突然有事打电话找我，――那是二十多年后的第一次通话，她居然让我猜猜她是谁？只讲了几句话我就叫出她的芳名，这让她好一阵激动。还有一位大学的同学，和我是上下铺，也是要好的朋友。毕业两年后的一个秋天的晚上，他从县城回老家，回来时路过我在的学校看我。那晚，已快10点了，我和妻子已准备睡觉。忽听一个熟悉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直至我家窗下，我脱口叫出“李震！”妻子不信，说这么晚了李震怎么会来？待开门后果然是我的好同学、好朋友李震。

一些曾经朝夕相处、感情笃厚的同学、朋友，他们的音容笑貌是刻在记忆里的。不敢说别人，我就是这样。我的那帮学生后来也曾考过我，他们在离开学校10年后的一个春节聚会上，顺便打电话给我拜年，也让我猜猜他们分别是谁？我同样没有让他们失望，一个没错地叫出他们十几人的名字。他们是我教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也是最后一届。在三年的教与学的过程中我与他们结下了终身难忘的友谊，以致十几年后我在被邀参加庆贺一位女学生女儿十周岁生日时，她竟同着五、六十个学生的面说，上学的时候，老师你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用赵本山说倪萍的话，老师就是我的梦中情人。我被这位泼辣坦诚的女同学说得面红耳赤，同时也被她的真诚所感动。

在看守所的高墙电网之内，自卑、孤独、痛苦伴随我在猪窠里度过了二百多个日日夜夜。熟悉的世界一夜之间抛弃了我，挚友亲朋似乎也随之远去，杳无音讯。仿佛日月也加快了行进的速度，二百多天如同过了十几年，鬓角不多的白发竟在不知不觉中连成了片。此刻，我才明白一夜愁白了头不是什么虚构。

夜里，监房北面二层走廊高窗上的电子钟嚓、嚓、嚓地惊心动魄，不停地敲打着我鼓似的心房。我常坐着或躺着从监房南面的高窗内看星星闪烁、浮云飞渡，一看就是几个小时，――那是在猪窠里唯一能看到的外面世界，它是那么的遥远，又是那么的亲近。#p#副标题#e#

看着看着，眼睛模糊了，星星便在我的泪眼里流着串串思念；看着看着，浮云载着我的思绪回到了那帮风风雨雨三十几年不断交往的高中同学身边……

一年数次聚会，我们曾在餐桌旁不厌倦地唱着《同桌的你》、《迟来的爱》和《真的好想你》；曾在火汛潮燃烧的夏夜，踩着银色的浪花在沙质的海床上跳舞；还曾在四周围着翠竹的果园里，踏着松软的沙子在黝黑遒劲的栗子树下寻觅着藏在毛刺里的栗子，并一起盘算着明年春天在海边的槐林里吮吸着槐花的清香野餐……

回忆过去的美好往事是幸福的，但被囚禁人的回忆却是辛酸的，甚至是可以说是一种煎熬。监内监外的巨大反差让我倍感孤独，更加怀想外面的世界，更加怀想大墙之外的亲人、同学、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