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自我

（1）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早已令一些人坐立不住。处在转型期，许多看法必须颠倒过来。一位在党校任教的朋友曾经告诉我，他现在每次讲课之前，都必须先声明：“以前我讲得不算数，今天重先来。”否则会被学员质疑为自相矛盾。也许应着“乱世出英雄”，改革开放伊始，就有胆大的人抱着能干则干，干不了就跑的心态，率先冲上前去，一边看着风势，一边大赚一把。有了“第一桶金”，就象吃了定心丸，信心满满，暗自窃喜。政策也在逐步落实，报上开始大力宣扬“个体户”，表彰“万元户”，提倡“先富先光荣”，效仿的就多了，“头脑灵活”的各显神通，纷纷走上发家致富的路。“政府里的人”也有人冒险去“下海”，“闯荡江湖”。老实人不屑一顾，后来看着别人西装革履，处处摆阔，心里又不平衡。工薪阶层仰人鼻息，无从发财，有不安分的也变着法子干违法的事。目标只有一个，全民朝着发展“钱途”而去。

回想年青时，也曾雄心勃勃，不肯输人，但所有的思想都没有含着金钱的诱惑。如今这想法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内心的防线虽然没有完全溃退，但看到自己满足于现状，变得惰性十足，与世无争，似乎在衰老，又不安起来。过去于困窘中不得不东奔西跑，却时时透出一股锐气，显示生命的活力，那时怕要“死于安乐”。形势在催人向上，我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忽然也要趁自己还能干十年、二十年，想出去拼一把，实现自身的价值。照着方格写出字，可以工整美观，却显呆气刻版，妞妮胆小，只有在没有框框的白纸上，可以无拘束地写出花样来，感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老是呆在学校大集体里，就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毕竟校长与教师“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难处”，谁也怪不了谁。

1990年下半年，我已年过五十周岁，达到“病退”年龄，这时风湿关节炎旧病又复发了，我想，老是请病假也不是个办法，想要求减轻工作，当半个人头用，又羞于启齿，外表上眼不瞎，耳不聋，又无脸黄肌瘦，更非绝症，“占着毛坑不拉屎”，别人会有看法，还不如干脆离开学校好。我决定用医院的证明，以“病休”为由，等有人替了我的岗位，我就“自由”了。一个月后我才正式提出申请，要求办理“因病提前退休”。

当然“病退”并非我的目的，我还不到享清福的时候。于是申请书递上去以后，我就开始四处打探，最初是希望有熟人能引进到私有企业去摸索一段，但很快就发现事情不象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需要的是熟练的财会人员，懂得做“两套账”，还有营销人员，必须会“吹牛”。虽然我相信只要让我学一阵，掌握决窍，肯定能胜任。但他们不是职业培训班，对人员的要求是，“来之能干，干之能胜”。

这世上凡受制于人的事，都很难如愿。再说吃别人的饭碗，报酬再高，成绩也是别人的。自己创业，即使是个小店的老板，也是当家作主，所有劳累悲喜都归自己，岂不快哉！可资金呢？门路呢？谈何容易。一切复归惘然，教育局也迟迟不肯对我的申请下达批复。

1991年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母校陈校长。他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在一中读书六年时间里，虽然不在同一个班级，彼此都有一定了解，由于我学业优秀，又在1958年“大鸣大放”和“整团”中“出了名”，算得上是当年学校里一个“新闻人物”，许多老师同学都知道我，后来又是届组里头校友联络员。1986年母校七十周年校庆时，陈校长曾经找过我，希望我能帮他，从一位企业家那里募集一笔资金。这位企业家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属于“嗅觉灵敏”那一类，依靠最早开发房地产，很快就从一无所有变为当年赫赫有名的“万元户”，成为许多人，包括当地官员竞相追逐的对象。凭借尚存的一点同学旧情，我经过一番直接了当的游说，果然不负所望，给当年的校庆添加了一点兴奋剂。陈校长因此认为我在校友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力，那时他又在筹备七十五周年校庆了，得知我正“闲置在家”，便热情邀请我去母校帮忙。

说起来，在一中读书六年间，我就拥有一群志趣相投，高尚而友爱的校友伙伴。当时每逢放寒暑假，街委会都会组织学生成立“回乡工作队”，搞一些社会活动，过一个愉快的假期生活。这一来，同一街区的校友，虽在不同年段，不同班级就学，却因假期活动，经常在一起，逐渐成为好朋友。有一位高年级的同学，成了我们当然的老大哥。他组织我们成立“野草”篮球队，穿着统一印制的球服，到机关部队去参加比赛。有时又带领我们，三、五成群，骑着自行车到郊外去游览参观。看着奇形怪状的山丘，我们共同追逐山坡；望着一片绿油油的小树林，我们一齐陷入宁静；趟着涓涓的山间溪流，我们竞相戏弄鱼儿。在感受大自然伟大慷慨美的同时，我们每个人心里，对未来都有美好的梦想。

到了傍晚，大家又不约而同聚在家乡那块大青石板上或榕树下，聊天讲故事，交换彼此的见闻。虽然有时我们也淘气，恶作剧，比如会脚穿木屐，故意在夜间噼叭噼叭列队穿过大街小巷，引得好事者出来探头观望。也曾用西瓜皮砸在跟男朋友聊天，而不肯卖票的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