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任翔

我从那热气呛人的砖瓦窑里出来，才发现白花花的日光早已朗照在头顶，原来已是中午了。再看看自己，哪里还象个文雅的教师？周身都是红褐色的砖灰，活脱脱一个木乃伊，一个鼻子和眼睛都难以找对位置的木乃伊。我数了数雪地上整整齐齐码好的四顶红砖，折算成工钱，正好是八元钱，暗自窃喜，八元钱确实已经不少了，比起我在学校每月56元工资来说，确实可观。照这样下去，每天在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在砖瓦窑里干两小时，一月就可以赚到至少二百元。我庆幸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秘密的生财之道。于是开始对我的同事刘老师到现在还死守着三尺讲台和两亩麦田，依然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发生讥笑：死尕牛！

有了这八元钱，我开始不想当老师教英语的事了，我对以前所守望的理想发生了怀疑，不度尽一切众生誓不成佛的宏愿也变成了空头支票。教英语多累啊，中国人连自己的汉语都学不好，还要硬逼着娃娃们学英语。我对学生所费的心可真是不少，可是最后还是被他们骂得狗头喷血。因为年轻，我的教学方法有时也失之偏颇。想来自己的难处也大得很，我教不好这门课，校长会收拾我，我教得认真一点，必然要得罪那些不爱学习的学生，他们会向校长写匿名信反映我的不称职，最后还是要挨校长的训斥，这是现实。这样的状况，真是没法让自己的人格伟大起来。再说了，一个二十八岁的男子，连个老婆都没有，哪个家长能看起得起？

现在好了，我终于找到了生财之道，可以不再伸手向同事借钱了。那些年轻的同事们在我向他们借钱花时并没有给我白脸，但是假如他们给我白脸，说：“我看不起你，你常常向我借钱，阿Q”。这倒也罢了，但是他们却从来不这样说，装得像没事一样，这倒让我每天心怀鬼胎地胡思乱想个不住。想着他们在家里看着彩电吃着肉喝着酒时偶尔提说起我的窘况，甚至大笑起来时的样子，让我心里似刀割般的难受。我窝囊，我憋气，一下子觉得司马迁说得对：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淡泊虽然为大，但对我来说，实在不顶饭吃，我需要填饱肚子。

去找年老的校长，我要讨个说法。这是我第一次斗胆去找领导，因为我现在有了每月可以赚点外快的底气，大不了我走人不干了，别人的工资是我的十几倍，让我怎么活下去？校长给我泡了一杯清茶，可是我没敢喝，能给我泡茶已经够客气的了。“校长是个好人”，我在心里如是说。我说：“校长……,校长你看我啥时候能转正呢？”。校长犹豫了半天说：“这很难说，除非你好好教书，将来能挣个省级优秀教师奖的话，说不定就能转正”。校长的话太含糊了，让我心里越没了底。我失望地从他家出来，一个人忧愁地在荒野的小路上转悠。

我要去找县上管事的领导讨说法，我不能一辈子这样下去。我这样想着，脚步便不知何时踏到了公路上，正好有一两班车下来，我就坐了班车来到县城。局长很忙，正在打电话，火气听起来很大。我心想，这回不凑巧，撞到枪口上了。果然局长打完电话怒气冲冲地问：“说，有啥事？”，我斗胆问局长：“你看，我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了，这转正的事？”“哎呀，这就难说了，再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老师，全县还有二三百人呢，等政策，等政策”。其实遇上谁，谁也会这么说的吧，既然在这里讨不到说法，我只好再等等看了，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兴许会有机会的。

晚上借宿在一个邋遢得再也不能邋遢的旅店里，一个晚上只要付三元钱就可以住的最下等的店铺。床上的电褥子是坏的，开水也没有，冷得我浑身发抖，这位店老板就这样坑害旅客。我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即刻又被进来的两个人吵醒了，他们在暗影里叽叽咕咕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后来店阿婆喊我接电话，说是有人找我，我起床才发现当地抽大烟的地痞将我的新鞋子偷换了，幸好那些人还有点良心，留了一双烂的大头皮鞋给我，不至于让我光着脚丫回家。我要报案，店家阿婆在蜂窝煤炉前一边喝茶，一边慢条斯理地吓唬我说：“你要报案，公安会封了我的旅店，再说他们会报复你”。他的儿子像个保镖立在他娘旁边也在说对对对，这明显是在同流合污，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呢。这跟四川作家艾芜所写的《人生哲学的一课》有多么惊人的相似啊！我并不为我自己伤悲，我为艾芜伤悲，我为天下所有不幸的人伤悲。我气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找一个同学去借宿。我的那位同学很同情我，他先是嬉笑，最终还是拿出了好的烟酒招待我，同学毕竟是同学。

这一夜虽然经历了这么倒霉的事，可是第二天的日子终于还是熬来了。我早早起来到江边去漫步，太阳暗淡的颜色让我高兴不起来。我看到天空有一片黑哑哑的乌鸦飞过，岷江已经开始解冻，消融的冰块哗啦啦地向遥远的四川流去，向遥远的南方流去。我想从这桥上跳下去，但是我又忧虑水不是太深，要是淹不死我反而得受冻，所以我就这样望着桥下冰冷的水发呆。这时我不知怎么想起了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的名句：其实我们已走得很远，以至于我们已经忘记了为什么出发。我为这句话而深深感动，我突然有了一股冲动，想去上海讨饭去，兴许在那里能遇到什么识人的主，给他手下当一名马夫得了。“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我很赞成明代洪应明的这句话，可#p#副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