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的呼唤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身强力壮，玉树临风，这可能与他当石匠的身份有关——毫不夸张地说，在父亲强壮的身体下，那一个一个大石头，都算不了什么，父亲想把它做成什么模样的，就能够打磨成什么模样。几十年中，父亲除了偶尔出过几次远门，打过短工以外，其余的时间大都是在与石头打交道。在经历史阶日晒风吹，以及雪霜雨淋之中，锻炼了父亲坚强的个性。一些小病小灾，对他来说，犹如过眼云烟，从不放在眼里，挂在心上。
直到父亲已经得了糖尿病时，他还在打石头赚钱，支撑这个贫穷的家庭。那时父亲和家人都不知道，他已得了一种严重的可怕的疾病。后来，和父亲一同打过石头的石匠回忆说，父亲那时每顿只吃几口饭，其余就是喝水，一大碗水，他一口就喝光了，接着又倒一杯，再喝下去，仿佛是口干舌燥，火烧火燎，渴得要命。父亲就靠一点开水维持身体，坚持干重活半个多月，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期，身体也彻底地垮了。
如果那时，父亲在乎自己的身体，感觉不适，就去诊断;如果父亲能想到一次喝很多水，会不会有意外，就不去打石头了;如果他的同事能够提醒一句，是否有病的话题......可是，一切的如果都已晚了，之后，父亲四肢无力，再也抬不动石头，拿着铁锤的手就发酸发软了，走路也踉踉跄跄时，他才把这事告诉了母亲。
母亲责怪他，有病为什么不早说，好早一点治疗啊。母亲陪着父亲在医院去做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的神色十分暗淡，他对父亲说，你这也不是什么大病，吃几付药就好了。父亲笑着若无其事地说，只要死不了，就没事的。等父亲走后，医生才示意母亲过去，悄悄地说，你丈夫得的是糖尿病，治不好的。听了这话，母亲的心都碎了——她把滚落出来的泪水用袖子擦干，在父亲面前仍然装着笑脸，她怕父亲知道病情会承受不了的。
事实上，父亲的承受能力是超强的。纸包不住火，吃了几天的中药，父亲几乎无力抬腿了，走几步路，又要蹲下歇会儿，面对这种情况，只得到县上住院。医生告诉父亲是糖尿病时，父亲淡淡一笑说，只要暂时不死，我能挺过去的。在父亲看来，他的身体一向很棒，任何疾病都只是一片乌云，很快就会散去的，他抵抗得了。
在住院期间，每隔几个小时就有医生或护士去病房里，复查或者询问病情。每次来到父亲的病房，他都不在，令主任十分恼火，费了不少周折，才在家属楼找到看别人打扑克，玩“双抠”，搓麻将的父亲，气得直吹胡子。主任没好气地说，你是病人，不要乱走!父亲转过身来，边走边说，我又没有哪儿痛，让我睡在床上，我受不了。是的，父亲是个勤快人，他闲不惯，让他大白天躺在床上睡觉，岂不要了他的命?
主任从白大褂里摸出听诊器说，你这是在住院，我们要对你的病情负责，每次找不到你，那怎么行?父亲不言不语，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坐立不安，真是度日如年啊。主任前脚刚走，父亲就踏出了病房，不过，他在心里记着，几点复诊，自己准时回病房。想想那时的父亲，对于自己的病症，仍是无所谓的样子，真让人心酸。
父亲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是他出院后的第二个月，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到后来，他根本无力行走了。一个星期天，厂里放假，我预约给父亲打电话，询问一下他的病情，那时家乡接电话不方便，只有离我家五里远的镇上才有电话机。电话通了，立即传来父亲带着哭腔的声音：“娃仔，把你妹妹带好啊。”我的心兀地一抽，知道事态的严重，不然，父亲怎么会哭?我冲着话筒高喊：“爸爸，爸爸——”父亲没有回答，只是呜呜地哭泣。
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眼眶，站在我身旁14岁的小妹也哭了起来，父亲放心不下的主要是小妹，她才14岁啊，和她同龄的姐妹，都在家里无忧无虑地上学念书。然而，为了父亲的重病，能够得到更多更好的治疗，她毅然辍学出外打工......我恨不得自己长出翅膀，从深圳飞到父亲的身边，亲自看一眼父亲。事实上不行的，父亲治病需要很多的钱，我得拼命打工干活，把每月的工资如数寄回家中，尽一点微薄之力，看能否挽救父亲的生命。
哭了好一阵，父亲才说：“我可能不会活多久了，你们在外要小心啊......”又是呜呜的抽泣声，那是我从小到大，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听到父亲的哭声——是那样刻骨铭心，是那样寒心透骨，是那样无可奈何。时隔多年，父亲的哭声似乎还在我的耳边萦绕和回响。
事后我才得知，父亲那天是无力往镇上走的，听说我要打电话回家，他下定决心，就是爬也要爬到镇上去，和我说上几句话，听听儿女的声音。短短五里路，父亲是用一根拐杖，在母亲的搀扶下，磕磕碰碰地走了几个小时才到镇上......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无法跟妹妹说上一句完整的话，直到小妹在电话中喊他时，父亲也只是“嗯”了一声，接着以哭声替代了。
老天有眼，就在父亲快倒下去时，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往后的日子，他是以每天注射胰岛素针剂，来缓解病情和维持生命。几个月后，我请假回家，几乎认不出父亲了，他面色腊黄，双眼深陷，瘦得皮包骨了，可我还是爱着枯瘦如柴的父亲。我到了家，父亲还笑着说，他不用在村上找医生打针了，一天三次也够麻烦。因我行过医，可以给他打针，方便得多。晚饭前，我按照父亲的吩咐，给他打了一针下去。接着就吃晚饭，才吃了几口，父亲就松开了筷子，碗也“哗啦”一声掉在了地上，显然失去了知觉——他仰在大椅子上，面色惨白。“爸爸，爸爸——”我轻轻地推他呼喊着，他紧闭双眼，没有回应，我以为父亲不行了，立即吓出一身冷汗。
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我以为她见此情景会放声大哭起来。谁知母亲见惯不惊地说，你不要动他，等会儿就苏醒了。母亲把地上的碗拾起来，向我说起父亲更为吓人，更为严重的现象——有一次，父亲在村上的医生处打了针后，走到下边的田埂上，父亲倒在地上。母亲跑下去，他已经无法说话了，父亲张着嘴，吊着舌头，用手指着嘴巴，母亲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肚子饿，要吃饭。母亲急忙跑回家，端了饭去，用勺子给父亲喂半碗，父亲随后就站了起来，自己走回了家。
因此，每次父亲去打针，母亲就要在路嘴上看着父亲，怕他滚到水里，掉到岩边，直到走回家为止。我知道，父母是很恩爱的，他们虽然没读几句书，没什么文化，但懂得呵护对方，彼此谦让。要不是母亲的习心照料，父亲的身体早就不行了。母亲还说，父亲已经昏迷过很多次了......
果然，几分钟过去，父亲的额头渗出了汗珠，脸色也红润起来，他的双眼睁开了。我把筷子递给父亲，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可能是药打重了。我把胰岛素的说明书拿过来，凑近电灯，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的确是打重了，父亲每次去打的剂量是应该打的2倍之多，身体哪里承受得了?
父亲吃了两口面条，停下筷子，他说：“我只想打重一点，这样好得快些。”我告诉他，如果再打重一点儿，你可能就苏醒不过来了。假期只有半个月，父亲听说我过不了几天又要走了，他失望地对我说，你走了谁给我打针呢?我说，你还是找村上的医生吧。父亲摆了摆手，不想多说。原来，父亲每天三次去找别人打针，医生嫌麻烦又赚不了钱，很不高兴，有几次明明在家里，也说出诊去了，父亲只好失望地走回来，气得两天没去打针。
怎么办呢?我又不得不外出挣钱，沉思了一会儿，我转身对父亲说，干脆这样，我教你自己打针吧。父亲很高兴我的建议，我让他先将针剂吸入注射器，再用酒精约棉把左肩的肌肉擦了擦，消一下毒，让他的右手拿着注射器，随后扎入肌肉中，再缓慢推注。我以为父亲会叫痛的，哪知他已经把药液推注完毕，也没有一点痛的表现，只是拿注射器的手有些微微地颤抖，显然父亲是坚强的。不到两天，父亲就能自己给自己打针了，并且还能用左手将针扎入右肩。
自己打针，要有一种毅力，虽然我当过医生，但我就不敢运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注射，我承受不了——有一次我感冒了，兑好一支针药，下了好一阵决心，才将右手的注射器扎入左肩，针头刚刺入皮肤，就感觉异常疼痛，我一咬牙，把针向下推了一点。我的妈呀，全身一下冒出了不少冷汗，肩头仿佛是用刀在剜肉，我的右手也软了，再也不敢往里推，只得放弃打针......父亲是坚强的，他自行打针，一直持续了大半年，直到他再也无力自己打针为止。现在想来，要是那时我有钱，不需要出门打工，也可以守在父亲身边帮他打针，多尽一份孝心，让父亲咬牙吃了那么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苦头，真是愧对父亲了。
听说我走后，到了农忙时节，父亲看见那么多的农活，心中十分着急，再者，他自认为病情有所好转。便不顾母亲的劝阻，下水田干了半天活，回来就倒在床上，他那被冷水浸泡过的小腿迅速浮肿起来，病情因此恶化。在我的印象中，病中的父亲，始终都是在坚持着、忍耐着，他在不断地与苦难抗争，与病魔抗争，与命运抗争。可是，再强壮的身体，再顽强的毅力，都敌不过病魔那双残酷无情的大手。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父亲终于停止了呼吸，闭上了眼睛，告别了所有的亲人，去了另一个世界。
当我流着泪把父亲送上山后，我再一次泪流满面地写下了“与父亲作最后的道别”这篇文章，发表在广东的《西江文艺》上，以表达我对父亲的深切思念——因为父亲，再也听不见我们(儿女)深情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我们流泪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