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茅庐

八十年代初，农村开始实行“大包干”，我在一个乡镇任团书记。这时集体散了，青年工作也很难开展。

有一个村团支部瘫痪二年了。上任伊始我就去那里了解情况，我走访了青年团员，又去村党支部争求意见。我了解到这个村的情况是，原团支部领导年龄超大，都结婚成了家，忙自己的小日子都顾不过来，已没心思再掺和青年人的事了。再有就是村里已经好长时间没开展过青年活动，老团员结婚的结婚，超龄的超龄，吐故纳新跟不上，新团员断流，已是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给我指出了一个在青年人堆里比较有影响、有组织能力的人，这个人的人品也不错，但问题是这个人还不是团员。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向主管共青团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反映情况，并谈出了我自己的想法。我主张先按组织程序吸纳那名青年入团，然后召开支部大会选举他为支部书记。

我们这位党委副书记原本就是那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对那个村里的情况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听完我的汇报后沉吟半晌，然后对我说：“这样不好吧，这和文革‘三突击’没什么二样吧（突击发展、突击选拔、伏击提干）。”他汉语说的很流利，但还是能听出些味道来。没想到他会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我茫然一时不知所措，只好再进一部解释那个村的具体情况，说那个村有多少个老团员，有多少适龄青年，村里的谁谁是怎么说那个谁是怎么行的。副书记听完我的一番解释后，还是很坚定地说，“这是个组织原则的问题，不是我们各人认为咋样就咋样的问题。”他看我一时还是想不同，又很耐心的对我说，“这样吧，晚上没事到办公室来，我们再好好探讨一下。”

下班后我回到家立刻翻出一本厚厚的《共青团工作手册》，仔细认真的学习起来，我看到《团章》规定：“团员在取得团籍之日起，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在这句话下重重的划下一行铅笔线。我觉得我的想法并没有错，发展个团员怎么能和“文革”的“三突击”联系在一起呢。我准备就这句话一定要和他唠清楚。晚上和副书记谈话时，我手指着这一条据理力争。我的观点是只要是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发展那位青年入团，他就有担任团支部书记的权利。副书记看我是死脑筋，很是有些生气，但仍然还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们发展他的目的就是让他担任团支书，这还不是‘三突击’吗?”

人都是有性格的。我是那种不开窍认死理一根筋的人，什么事要是较上了劲，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他所说的那种“三突击”，我们就这个话题争论了小半夜，谁也没有说服谁，闹了个不欢而散。

现在想起来，在这件事上我与副书记争扯不休，除了我对事情的认识和个人的性格原因而外，还是有其他因素存在的，也许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我们这位副书记比我大十来岁，姓金，是文革前的中学生，在村里当过小学校长，后来当了村党支部书记。我在刚调到公社的时候，他还是大队书记，那时我下乡就认识了他。他调到公社当组织委员，在公社招待所住独身，我们还睡过一铺大炕。因为比较熟悉，我们同在一起住独身的几个年轻人，有时也没大没小，也没太把他当领导，偶尔也拿他开开玩笑。也许就是那种偶尔的不经意的小玩笑，让他心存芥蒂，惹得他非要一本正经的“修理”我。但愿我这儿只是个人的小人之心。

俗话说栽什么树结什么果。什么事情都是有因果来头的。事实上我那时团的工作应该说还是干得不错的，曾被团省委评为某专项活动先进集体，为此被县团委奖励一台彩色电视机。但这些仍然是弥补不了我性格中的先天不足，为此后来还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性格既是命运，这话让我领略的就是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