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格尔系数

物质的脂肪臃肿着我们的躯体，精神的脂肪锈蚀着我们的灵魂。夜未深，人已静，村支书在高音喇叭一吆喝，成年人都急匆匆听阶级斗争新动向去了。虽然这消息在偏僻小村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一勾弯月依然悬挂着天大的惊叹：永远健康的林彪永远失去了健康。

露珠闪着寒意，枣树枝上的蛐蛐凄切嘶哑。大头满脸不解地对我和二方说：“林彪这小子也真是，有馒头沾酱吃着还往外国跑啥?”

我和二方都一脸茫然。馒头沾酱是我们三人那时最高的生活理想。我们认为像林彪这样的大人物肯定是天天吃馒头沾酱。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主食与副食理论上的关系，更不知道物质的恩格尔和恩格尔系数。只知道恩格斯和马克思，这两个大胡子外国人占据着我们精神的制高点，使我们从小就立志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知道恩格尔是近几年的事。他提出：用于主食的开支所占日常支出的比例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低；用于副食的开支所占日常开支比例越大，说明生活水平越高。此理论称为恩格尔系数。

人的智力是环境的产物。少年时的我似乎对吃有一种本能的渴望和天赋。那时，红色是我精神的主色调，也是我物质的主色调，红高粱和红薯气宇轩昂地占据着我家的灶台和餐桌。那时的副食就像林彪背叛毛泽东一样，总是遥远地背叛着我的胃口。而物质的胃口不管我精神上多么亲近红色，它总是很实用主义地向往白色——小麦和它衍生出的馒头、面条、烧饼等等。

田地里的小麦从播种到成熟收割，每个生长环节都牵动着我身体的生物钟。然而，小麦总是移情别恋，在我和乡亲们眼巴巴的渴望中变成了公社粮站的“爱国粮”，从而去填充城市的胃口或变成钢铁水泥高楼大厦，如一个童养媳，出落成标致的大姑娘时被迫嫁给了别人，那滋味让人心酸，但我于心不甘，就挖空心思占有它。

生产队的麦子和营养不良的我一样枯黄瘦弱。但我顾不了许多，强烈的占有欲促使我小心谨慎地爬在狭窄的麦垄间，尖尖的麦芒挑逗撩拨着我，似乎很乐意把它的最初权赏给我。我双手不停地揉搓着麦穗，香甜咀嚼着麦子还不太成熟的爱，心里享受着偷懒一样的快乐和刺激。这是我每天放学后为胃口必做的功课，虽然冒着被队长和老师批评的风险，但乐此不疲。后来大头和二方成了我的同伙，再后来许多同学纷纷效仿，我们像偷袭者潜伏在麦田，有时在同一块地出现了“风吹麦低见同学”的壮观景象。事情终于败露，作为始作俑者，我以破坏集体财产的罪名在全校大会做检讨，体内的那些麦子变成了一个少年屈辱的眼泪。 拾麦子是我力所能及万分喜欢的一项体力劳动。成年人挥舞镰刀对大片麦子屠戮收走之后，我们在敞亮豁达的麦田里打扫战场，寥寥无几的麦穗安抚着我们可怜的希望。为争一把麦穗，大头在村南麦田打掉了二方的一颗门牙。多年后看到米勒名画《拾穗者》时，心里热乎乎的。那麦穗不但定格在共和国的国徽上和名画里，也定格在一个农家子弟的心上。

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这是老师误导我们常用的一句话，要我们珍惜眼前幸福生活。生在红旗下不假，但我认为只有村支书这家的孩子才是长在蜜罐里，其标志就是他们在上学的路上拿着一个馒头边走边吃，那种炫耀的神情比现在富贵子弟上幼儿园坐大奔都张扬。那时口头上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心里的理想变成了现实时，虽然生理上已沟满壕平，可一见馒头，心理上依然有着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