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老何

老何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奇的一个。

老何家住中原大地上的A乡B村，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A乡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岭两洼，种啥啥瞎”，B村就坐落在岭上，他是落后村庄里的贫穷人。我家祖祖辈辈也是“庄稼人”，和老何不一样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上学毕业后被分配到A乡变成了“公家人”，虽然是自己家族中的“另类”，但也是天天与农民打交道的，是一个游走在乡村里的不种地的“疑似农民”，认识老何和老何打交道也就成了命中注定的事。

十多年前上班之初，我似乎也听说过老何，但那时经常忙于找对象喝酒打牌或者看书什么的，对上了年纪的人总是漫不经心，觉得他们的事很遥远，只是知道有老何这个人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年又一年的过去，还是经常听人说起老何，也偶尔甚至是经常看到老何，但人们都说老何是“上访老户”，是“神经病”，与自己管的事儿毫不相干，老何在自己心里便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而已。直到前几个月我到信访办工作和老何有了几次正面的接触后，那虚幻的影子才逐渐变得真实起来，像退去浓雾的苍山清晰可见。

第一次和老何正面接触是在一个下着淅淅沥沥春雨的周五下午，过了五点，机关院已经很少，偶尔有一两个人影闪过，也许只有门卫和后面两三家常住户有人在。我正准备锁上信访接待室撑伞骑车回家，忽然听到一连串洪亮的叫喊：“我是乡长”，“我要上班，马上给我安排办公室”，“再不管我，罚三千五百万，管了就少罚一千万”。

顺着声音望去，看见一个披着破旧白色塑料膜、头发花白、面庞窄小黝黑、个子低矮的老者向信访接待室走来。老何是信访办多年的常客，声音很熟悉，一听便知是他来了，这几句话是他进了乡政府院必说的，经常听得到。原先我不管信访，他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很模糊、很飘渺；现在管信访，听起来格外清晰、格外真切。我原来可以不理睬他，现在不接待看来是不行了。

“老何，来了”，我提高嗓音主动和他打招呼。他进了屋，不慌不忙地将身上的塑料薄膜解下来搭在椅子靠背上。

“多少年了，我的事还不给我解决，县里说了叫我来当乡长，我来了多少趟了，啥时候给我安排房子？”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是灭鼠团长，谁不知道？团长啊，县级干部，知道吗？我有证明的——”说着，他从自己灰色的破旧布包里掏出一卷破旧的纸卷，就着桌子伸展着，寻找着。我扫视一下，那些又黑又脏的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有的还盖有公章，印泥的颜色大多已经暗淡。见有一张是一条烟的硬包装纸伸展开压平后写的，我随便问道：

“这一张是谁给你写的？”“城里找人写的。”“出钱了没有？”“出了。”“出多少？”“五毛。不值啥。”

不知怎的，我突兀对他产生了异样的兴趣，认真地对他审视起来，似乎是对多年来只听其人不问其人进行一下弥补。他的眼睛又小又圆，又黑又亮，黑白分明，似乎并不浑浊，看起来很有神，甚至透射出黑色的亮光，像年轻人的眼，说话时目不转睛的注视着我；他的头发已经全白，又密又粗，发型是自来卷的笔头，虽是自然形成的，但像是刻意做的发型；他的脸又黑又小，皱纹并不多，平展而厚实，似乎有一层灰黄色的尘土，油腻腻的并不干燥，也许不是每天都洗的。他上身着一件破旧的、下摆过膝的中山装，内套白粗布衬衣，里外领口都是黑油油的；下身穿一件灰色牛仔裤，皱巴巴的，颜色也褪得很厉害，裤口和膝盖处都起了毛；脚上穿着一双样式时髦的白色运动鞋，沾了许多泥巴，又脏又破，两条鞋带一白一绿，也许是穿孩子们的或是捡来的。在我仔细审视他时，他接连说了好多话，我只顾看他，压根就没有听清说的啥。

“老何，你看，天要黑了，还下着雨，你回去吧，改日再说吧。”

“又是推，推到猴年马月哩。你是谁，我咋不认识，你能不能管我的事？”他突然问起我的身份，看来他还不认识我。

“我——管的是——，可是我——有急事得马上走。”我嗫嚅着。

“那我啥时候再来？”他抬眼注视着我，很认真地问。

“下——，下下周周一吧。”我若有所思地说。

“我是乡长，给我安排房子，我要办公，再不管我，罚三千五百万，一个子也不能少！”他说着重新把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装进布包里，重复着来时的话，出了信访办的门走了，声音依旧洪亮。没想到他这么轻易就走了，并不难缠，实在是意料之外。

第二次和老何正面接触就是在我所承诺的“下下周周一”的上午。他的记性真不错，似乎比我们年轻人还要好，我们常常丢东忘西，把周一当周二，把周三当周四的。当我听到“我是乡长”那熟悉的开场白时，老何的一只脚已经轻盈地跨进了信访接待室的门槛。我扭头向他看去，他除了手里提的袋子换成了一只旧塑料袋子以外，其他似乎和上次来时一模一样。

“我是乡长，给我安排房子。听说你是新调来的，新官上任三把火，你能管我的事，你得管。”他见我就劈头盖脸地说。

“管是得管，可是，你会干啥？”

“我是灭鼠团团长，全县出了名的，我立过大功，我是灭鼠专家，我何团长名声在外，谁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