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己奉公论

克己奉公论 苏玉杰

“克己奉公”一词出自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祭遵传》：“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这个成语，其实是分别由“克己”和“奉公”两语组合而成的。

“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意思，它原出自《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颜渊对话时说的。孔子在回答弟子颜渊如何才能做到“仁义”时是这样回答的：“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只要随时克制自己，约束自己，使得处处合乎礼法，就可以算是“仁”。克己复礼也是孔子孜孜一生的事业，但很可惜，“复礼”之大业，孔子执著于一生，但终未竟成！

“奉公”两字讲的是奉行公事的意思，在《史记》里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代赵国的将军赵奢办事公平而严格，将大贵族赵胜（著名的贵族公子平原君）家中管家依仗其权势拒缴租税，赵奢依法处理，连惩了赵胜的九个管家。赵胜大怒，要杀死赵奢。赵奢说：“你身为赵国公子，却纵容管家，不奉公，不守法，这样做会使国家衰退甚至灭亡的，如你能带头奉公守法，公平公正，那么国家就会强盛起来，你反而会更受人尊重的。”赵胜觉得很有道理，还向赵王报告了此事，赵王就令赵奢总管全国的租税，使得赵国变得富强起来……

“克己奉公”的组合很有一番意义，强调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克己”要求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奉公”则要求处处以国家、大众利益为重，“克己”才能“奉公”，要真正做到“奉公”就必须“克己”。

古往今来，一脉传承，绵绵华夏史，泱泱中华情，自儒家文化落地生根的那一刻起，“克己奉公”思想已经植入了中华民族的基因里。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曾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三大精神支柱，这三大支柱无一不是“克己奉公”思想的生动诠释与完美解读。历史观、价值观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先进或是优劣，凡克己奉公者都已载入民族英雄的光荣史册，受人爱戴和追思；凡与此相反者均遭到了这个民族的集体唾弃和鞭挞。克己奉公，在中华民族的记忆里，早已不是一个成语了！

如果论“克己奉公”，从人民的立场出发，从老百姓认可和接受的程度来说，我们必须，我们也无法避开这样三个人：周公、诸葛亮、周恩来。

提到“克己奉公”，我们往往要问：什么是克己奉公？怎样做才是克己奉公？略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第一反应或者直接就反问你：你不知道周公吗？你不知道诸葛亮吗？你不知道周恩来吗？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克己奉公形象的最称职发言人，是克己奉公的最完美形象大使。

周公和诸葛亮，我们在第一课的学部分都已经有所了解，这里再以周恩来为例稍作分析。

周恩来作为共和国开国总理，给“总理”一词打上了烙印。曾经，妇孺皆知，老幼能谈：周总理，总理，没有人愿意直呼总理的名字！当然这不仅仅是那一个时代的特殊称谓，这更寄托着人民对总理的最朴素的情感。即使稍微上了年纪的人，比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至今，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念总理。当然，年纪更大的人就更不用说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

难道是总理死后没留骨灰的缘故？

没有灰，没有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古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前代所有的名人加起来都不足抵其人格伟大的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

这无疑就是克己奉公！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再不是克己奉公，还有什么可以算是克己奉公呢？！

除了修碑建墓，中国人还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臣武将，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可周总理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他曾恭恭敬敬地把名字续写在家谱上；他曾在白区经常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曾关切毛岸青和邵华的婚后不育问题，他也曾关切并亲自安排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婚后无子在京治病的事情。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

克己奉公，死而无后，作为共和国的一代新儒形象的人民总理，人民怎能不永恒地纪念他呢？

死后无灰、无后，如果说是克己的话，那么，党而无私则是奉公了！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成员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他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的干扰排除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七年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第四次，“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当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什么是克己奉公，怎样做才是克己奉公，老一辈的人说唯有周公——被四人帮批斗过的这个新“周公”！

对照着当下反腐热潮，大批官员落马，甚至也有姓周一品大官员，他们把人民赋于的权益当成了捞钱的最好工具，因不能克己，当然奉公也就根本谈不上了，不奉公也不会守法了。如此之多的贪污者成为阶下囚，沦为人民的罪人的事实说明我们现在还是要天天、人人（主要是为权者）都要把“克己奉公”铭刻在心中，而不是仅仅挂在嘴上，更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克己之人不多，因而奉公之者必少，不能克己者不宜为官。让不能克己奉公之人为官是对人民的犯罪！

记得曲剧《九品芝麻官》里有句词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克己奉公，也很难为民做主。在此套用一下奉劝为官者：为官不克己奉公，不如回家落得一身轻松！

是为克己奉公论吧！

作者苏玉杰 通联：北京市海淀区金澳国际公寓1719 电话 13264261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