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我眼看鲁迅

一提起鲁迅先生，我便不敢开口亦或无法动笔，原因有二：一是我觉得自己太“肤浅”，仅凭着读了一本《鲁迅全集》和几本《鲁迅传》，这所谓的“基本文化素质积淀”，我岂敢去亵渎先生及其思想；二是如今的人们太多“闻名”或“著名”的鲁迅研究系列作品，使我这个“新生牛犊”也不禁惴惴然了。只记得先生在其形式上的“遗嘱”——《死》中这样写道：

“．．．．．．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①

可惜我们都是＂糊涂虫＂。先生倘地下有知，也请原谅小子的“无知”，因为我亦要随波逐流一回，用自己愚钝的感官去探究先生深邃的精神世界。

先说先生的《死》。和那些仰望先生的青年一样，我最受不了的便是他在《死》中“太悲哀”的“遗嘱”。“其中的每一条都散发出一种彻骨的寒意，一种对社会和人群的不信任，一种深刻的孤独和幻灭，一种忍不住要将一切动人的言辞都看成虚情和骗局的执拗，一种惟恐自己死后再被人利用的警觉，自然，也还有一种强烈的憎恨，一种极端的激愤和决绝。”②面对先生的悲哀之意，我们这些仰望他的后辈也不禁心寒。我想，其他一些和我一样天真的青年朋友们，倘他们知道，“遗嘱”的原稿上，本没有“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和“空头”这几个字，是先生听了别人的建议，添补上去的，他们大概更要惊怪了。

然而，我是崇拜鲁迅先生的，对于他在《死》中所表达的生死观我又不禁要肃然起敬。

对常人而言，死亡都是一件恐怖的事情，故此，人们总是回避它，或者想办法改造它，穷人想到的往往是投胎，富人想到的则是修砌坟墓。但鲁迅却以一篇《死》显示他平淡的态度：既不回避，也不设法改造，就站在那谈论自己的死，仿佛很感兴趣。他去拜访一位日本朋友，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了我写的《死》吗？”整整一上午，就和朋友一直谈论死，从中国的鬼讲到日本的鬼，从自杀讲到幽灵，兴致勃勃，讲个不停。③恐怕再也没有比这种面队死亡的“随随便便”更加平静的态度了！他还曾在一篇散文里说：“想到生的乐趣，生固然可以留恋；但想到生的苦难，无常也不一定是恶客。”④关于生死的理解，他总是这样诙谐并独到。

其实，鲁迅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则是他对旧社会礼教及其制度下国民性无情的批判以唤起国人的觉醒。对旧社会及封建礼教的一切桎梏与枷锁，他都口诛笔伐，毫不留情；于国民性的洞悉，他的见解更是独僻和一针见血，亦毫不留情地把病态的国民奴性灵魂透彻地揭发。

鲁迅一直就是个扫荡黑暗，驱旧布新的斗士。他一到东京，就剪掉了辫子，除去那奴隶的可耻的标志。在东京，他多次和朋友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又在哪里？”他得出结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这毛病是怎样沾来的？两次奴于异族．．．．．．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那该怎么办？唯一的救治方法就是革命！”⑤

一次他在广州这样说：“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⑥

他对国民的劣根性与国家前途总有那样透彻的认识。所以鲁迅吟出“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以一个救国救民的启蒙者自居。而历史也的的确确证实，他无愧为一个慷慨激昂的救国救民的启蒙者和斗士。“五四”前后，鲁迅的小说，从《狂人日记》到《白光》十多篇一直在“呐喊”：《狂人日记》揭发中国旧社会“吃人”的本质；《孔乙己》则表现冷酷现实另一种“吃人”的真实；《药》突现了老百姓深入骨髓的愚昧；《风波》强调了中华民国徒有其名的脆弱；《白光》印画出旧式文人无可挽回的悲剧；《阿Ｑ正传》对病态国民灵魂透彻的揭发．．．．．．

鲁迅一生以写作作为基本的生存方式，其可贵的精神就是以文笔展现其对革命的呼吁，且笔耕不辍。

我觉得鲁迅先生可贵的精神之处还远不在斯。我最欣赏先生对爱情和个人幸福执著追求的激情。

一九二五年夏天，鲁迅和他任教的女子师范大学一群女学生中最有才华的一个——许广平相爱了。

许广平是广东番禹人，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一开始，他心中也曾充满疑虑，一面是孝道伦常旧伦理的阻碍，一面是对新道德下新式爱情的不确定性。这些导致了他的少许悲观，以致于他在小说中把子君和涓生的爱情结局描绘的是那样的绝望。⑦然而，越是偏于疑虑，他越是执著。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写信给许广平：

“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积几文钱，将来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一些事（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倘同人排斥，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多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须熬。末一条则太险，也无把握（于生活）。所以实在难于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