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河浣沙：激情的夜莺与玄想的鹫

◆诗与哲学：激情的夜莺与玄想的鹫

柏拉图逐诗人出理想国，无非嫌他们罗唣。

诗人盗取了使宙斯震怒的语言，摇撼了柏拉图“理式”世界的平衡；在老柏拉图眼里，诗沦落为无用且有害之物——非但不能揭示真理，反而有伤风化。

由此引发的诗与哲学之争，在西方流觞至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最终似乎暂时地休止于艾略特：

诗与哲学是关于同一世界的不同语言。

艾略特的老师施特劳斯又帮他补充道：两种语言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

博尔赫斯对西方这种以自己为中心的争论不屑一顾，他在《西方》一诗中肯定了来自草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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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胡同尽头的日落，

是广袤的草原的开始。

也是死亡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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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只要诗还存在，诗与哲学之争依然会持续下去——精神的槽上拴着的这两头叫驴免不了要彼此时时踢上一蹄子。

勿容置疑：哲理的极致洋溢着诗情，诗情的极致也必然沉蕴着哲理。

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尼采的《查拉图斯泰拉如是说》、桑塔耶那的《美感》我是当诗读的；《庄子》汪洋恣肆、天马行空，既是哲学，也是无与伦比的诗。

在我微末的认知看来，企图借诗这只激情的夜莺吟唱思想是徒劳的——终免不了越俎代庖之嫌；然而伟大的诗又无可辩驳地转动着思想之美，具有启迪心智的功效——仍然是悖论。

厄普代克在为《文学讲稿》作的序言里，借一位女士之口转述了纳博科夫的主要教义：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

纳博科夫所论的是小说，我们攀不上他那样的高度，理解起来未免费力，是否跌入形式主义的迷障，不得而知。依照目下流行的说法——散文是走路，止于终点；诗歌是舞蹈，魅力在过程。舞蹈要的是好看、韵律感和美，至于能否舞出思想，观众未必在乎。

朦胧之后，出现了诸多学院式长于玄想和思辨的诗歌——我承认其中有一些委实是典型意义上的好诗，深则深矣，可是有多少人读呢？又有多少人能读懂呢？它们使我疲惫！在这些诗里我看到了大师，却没有感到兰波、荷尔德林或海子式直抵人心的神性的力量。

诗歌界曾经流行过一种理论，说是诗超前了，读者的水平没有跟上诗的步履；事实是30年来，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已经大大地提高。问题在于我们已临到了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机械时代——电子时代，其它艺术样式对诗形成了强烈冲击。物质的堆积必然需要消费和娱乐，诗的审美规则却决定了诗固定不是一个廉价消费品。

我的观点是：永远不要低估读者。

伟大的读者造就伟大的诗人，诗歌也负有为自己培养读者群的义务。历史上，读者的审美水平落后于那些极端天才跳跃性思维的情形虽不鲜见；可为后世写作的天才总是个案。读者需要提高修养，但让读者快马加鞭追赶诗是不现实的痴想：人人都有别的事要做，谁也不能停下手头的活儿把诗做到专业；有些诗难到大学教授和诗评家都如坠五里雾中，谁之过？……山不来就穆罕默德，那么让穆罕默德去就山吧！

过于膨胀诗的思想份额，忽视以形而下的现实生活作垒诗的材料，必然导致诗的哲学化，乃是诗写作的另一个陷阱。

把诗写成思想的诠释是失败的；

黑洞洞的深也不是真深，吓唬不了谁；

真正的深是清澈的——彰显着诗人处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凸显事物质感的能力；

晦涩，如果不是因为事物本身的缘由，则一定是诗人认识的模糊和表达能力的受限；

剥聂鲁达的话：一个诗人的诗，如果写得连奔向猪圈的猪都懂，那是很可悲的；但如果只有他自己和爱人懂，那就更可悲了。

空泛的抒情把诗出卖给了青楼；对诗的抒情属性的质疑，却又把诗拖向象牙之塔和贵族的后花园。

如此，诗与哲学，或者仅仅在在追索“我是谁？我从到哪儿来，又向何处去？”这样的终极问题上，隐秘地趋同了。

在那些伟大的诗中，我们有幸目睹了二者之间绝妙的平衡，激情的夜莺与玄想的鹫和谐于同一块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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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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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诗人陈子昂的这首《登幽州古台歌》，堪称古典诗歌中哲理诗的巅峰之作。寥寥四句，情理交融，苍凉浑厚，穿古越今，直抵未来。表现了个人乃至我们民族心灵极处最深层的东西。包含着强烈的悲剧意识和对悲剧意识的解消。

首二句孤峰独立，直视生命的本相。天地之大，个体之微，日月之长，人生之短，无限苍茫中——人谁不是孤独的？古人对你有何帮助？后人对你又能有何帮助？这种价值的空没感，在你面前横亘了一条无法逾越的悲剧式深渊。

后二句峰回路转，连接此岸与彼岸，在波涛汹涌的内心架起了天道的永恒。璧如一滴水幸归大海：个体的无望和有限向无限的永恒的天道融入，继而超越升华，同归于浩浩荡荡的时间的洪流。

凭借一个被赋予了历史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