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诏戒贪吏”

论“诏戒贪吏”

选自刘工《中国潜流文化》

公元960年，自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兵不血刃的登上帝位以后，他就哼哼教导自己的官员们不要学后蜀皇帝孟昶。由于孟昶在位后期，沉湎酒色，不思国政，生活荒淫无度，连夜壶都用珍宝制成。这让赵匡胤大感腐败亡国的致命所在。其实，凭赵匡胤自己为官时的体会，他深知官吏“贪浊”的孽根性。为了防范文臣、武将、女后、外戚、宗室、宦官等六种人的专权独裁，宋廷制订出一整套集中政权、兵权、财权、司法权等各种法令。并设计了一套“分权而且相互牵制”的选官、用官和治官制度，即：选拔官员的试用法，官员任职的连坐法，官员贪脏档案法。此三项政策的颁布，使得当朝官员贪赃成本巨大，每一个欲想涉足贪赃的官员不得不算一算。此后，赵匡胤的侄子赵恒当政，这位宋真宗皇帝还御制了一批《文臣七条》，嵌在各地方政府大院的墙壁上，以告戒所有官员为官要清心、奉公、修德、贵实、明察、劝课、革弊。这也如同今天的干部条例，廉政制度上墙。

然而，自靖康之祸，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俘，宋高宗赵构拒绝主战派抗金主张，宋室南迁建立南宋政权，盘踞江南一隅开始，内忧外患一直侵蚀着这个王朝。特别是赵构重用投降派秦桧以来，向金国求和割地、纳贡、称臣等一系列的屈辱事都发生了。而此后的南宋国情更是每况愈下，背公营私，卖官鬻爵，贪财纳贿的官场腐败日趋严重。无奈之下，南宋朝廷才开始进行一系列“诏戒贪吏”的普法活动，以图重整吏治。而这些活动都在宋理宗赵昀和度宗赵禥当政时期，《宋史》共记载了“诏戒贪吏”三次。宋度宗赵禥之后，南宋在风雨飘摇的半个多世纪里，直至灭亡，再也没有开展过“诏戒贪吏”的普法活动。

这三次“诏戒贪吏”，是南宋统治者实在忍受不了贪腐的情况下开展的。但是，这三次空谈的普法却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原因是“诏戒”不是制约体系，更不是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光靠中央发布“诏戒”，劝导官员收敛，等于是一次走过场的经验交流。例如，宋理宗赵昀即位后，当年八月，宋廷第一次开展“诏戒贪吏”，湖州就发生了潘壬事变，济王赵蛇被当朝宰相史弥远派人逼死。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胡梦昱和进士邓若水等官员纷纷上书替济王鸣冤，直指时政昏聩，并揭露史弥远招权纳贿、货赂公行的腐败事实。同时，还指控他在国家经济调控中大发横财。证据是史弥远在大量印发新钞票过程中，不顾民生和当时国情，停止使用金银铜钱兑换，只允许旧钞票折价一半兑换新钞票。由于这种贪暴的货币政策，致使钞票充斥，币值暴跌，物价飞涨，搞的是民不聊生。而理宗皇帝却在“诏戒贪吏”活动中，置若罔闻，毫无办法的继续任用史弥远，还封官加爵。史弥远病死后，理宗皇帝又追封他为卫王，谥忠献。

此等“诏戒贪吏”，深刻的印证了“诏戒”无效。无效之一，是官员腐败已成洪水猛兽之势，已是积重难返；无效之二，是政治腐败导致官员离心离德，各怀鬼胎；无效之三，若要坚决反贪，则会加速赵氏皇权死亡，不反还能苟延残喘的存在。至于最后在谁手上亡国，已经不是当政统治者要考虑的问题，当好维持会长已经是功德圆满了。因而，在这样一种抉择面前，统治者为了拖延自己的死亡速度，不惜最后亡国也要支撑。所以，“诏戒贪吏”等一系列活动，都不是反贪机制，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维持运动。与此类似的“反腐倡廉”、“制度上墙”、“干部条例”、“重要指示”等等，仅是统治者反贪力不从心的表现。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代替不了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机制。

不过，整个宋朝没有什么昏君暴君，而是统治阶层和文人共天下，此等氛围在历朝都是没有的。宋朝以“仁义立国，政局清明”为治国思想，这一时期，没有什么地方势力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专权干政的乱国大事件。宋朝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可以说，宋朝是以文治国，把中国从野蛮社会带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但在赵匡胤建立的廉洁执政，且具有民主思想的雏形里，由于重文轻武和中后期卖官鬻爵的官场腐败，使得在外敌面前表现出的是软弱无能，维稳的政治任务占据了主要地位，这才使得一旦迎敌，阵脚就乱。虽说，宋朝的兵力不少，但真正有能力的将领却很少，以至于民间武装成了抗敌的重要力量。这也是当外敌入侵时，宋军总是失败的原因。

世人看宋史，几乎都为其武力衰弱及对外屈辱而长叹。而导致这种局面的，却是宋朝政府允许军队经商，使得军营社会化，一些军中将领还与士绅商贾，乃至黑恶势力相勾结，并“合法”的参与非法经营。例如，素有南宋中兴四大将之一的刘光世，他的行营左护军全军共有52000多人，竟有8000多人从事商业贸易。将校们经营着商业贸易、酒店药局、出租营房等。再如，《水浒传》中描写的张团练、张都监都是“快活林”酒家的保护伞和持干股人。而恶霸蒋门神按他们的贡献给股分赃，这种情形在宋朝已是司空见惯。同时，宋朝驻军与地方官府、商人的经济利益盘根错节，造成军队调动不灵。当国家遇到战事时，只要调兵敕命一下，马上就遭到官兵的怨愤，家妻儿郎的哭闹，使得军心涣散不堪。此等国策，也是宋朝“举国经商”所酿成富国弱兵的后果。

在冷兵器时代，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这就使得掠夺远比自己发展而获得的更快、更容易。当时的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送钱；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在南宋中后期，由于对内压制，对外懦弱外交的国策下，政治、军事、经济腐败和官员贪腐从涓涓的溪水汇成了洪流。特别是贵族官僚阶层开始通过“世袭、顶职”，直接为官的政策蔓延，滋生了官二代、官三代……的沿袭，急速的使得政府机构极度臃肿，政府职能转向唯利是图。同时，开戒富商巨贾凭财力买卖官职，更加速了官商勾结，导致国家资本严重流失。以至南宋后期，卖官鬻爵竟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造成了严重的吏治腐败，直接导致了南宋王朝大厦的崩塌。最终，腐败懦弱的大宋军队走到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地步。他们面对北方强敌愈战愈弱，向南愈逃愈远，最后在崖山海战中被元军大败，名将陆秀夫背着时年才八岁的赵昺皇帝跳海而死。宋王朝就此灭亡。

宋朝灭亡以后，“诏戒贪吏”的普法活动却被保留下来，这是南宋统治者留给后世的政治遗产，也是“和谐”反贪的开始。此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弑杀皇帝篡位，统治者内部暴力斗争导致亡国的事件。然而，在南宋之后的王朝更迭中，贪官、大贪官、特大贪官随之诞生，似乎一直保持着贪官数量世界第一，腐败程度世界第一，赃款赃额世界第一，反贪支出世界第一，贪官逃逸世界第一等等，把中国壮大成官员贪腐的超级大帝国。

随着宋朝的灭亡，后世“诏戒贪吏”的普法活动如火如荼，特别是明清两朝，国家修订的反贪法律一部接着一部，反贪机构层层叠叠，普法活动轰轰烈烈。这些投入不仅巨大，而且还供养着庞大的反贪队伍，成为贪官不贪，养活不了法官的局面。然而，即使“诏戒贪吏”的普法活动年年搞，月月宣，日日讲，贪官污吏更是前赴后继，表现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勇气概。这些都无情的体现出“你抓我躲，你杀我跑，你疲我贪，你叫我笑”的十六字方针。

元朝贪官卢世荣，他在实行国家财政改革中贪污受贿，数额巨大，逼得皇帝以处死他为快。明朝大贪官严嵩父子贪赃枉法，吞没军饷，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最后只落得个抄家去职。据《天水冰山录》所载：严氏的田地、不动产、家具陈设、金银铜钱、珠宝玉器、象牙犀角、玳瑁沉香、名人字画等总值约220万两银。而当时宋朝财政的年平均收入约8000万两银，可见严氏父子有多贪。清朝特大贪官和珅，他到底贪了多少？数字很难确定。据《查抄和珅家产清单》记载：在查抄和珅名下的田地、不动产、家具陈设时，就让执法人员忙的筋疲力竭。仅房产总计有私家花园、门面房、空置房共107处，2790余套室。而在他居所、办公室查出赤金、银元、京锞、苏锞、洋钱、制钱、金佛、西洋珍玩、珠宝玉器、名人字画更是惊人。总额约为八亿两银。而当时《马关条约》赔款二亿两银，《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银，两数相加才六亿五千万两银。可想而知，仅和珅一人之贪腐的家产，若要拍卖，就可一洗大清朝的国耻，也毋须当时的三亿六千万民众背此国债。

由此可见，“诏戒贪吏”的无用之处是统治者被逼而宣，而不是一种常态的，护法为民的反贪。全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不情愿看到“官员无病，皇帝要命”的结果，而最愿干的是“官员得病，皇帝治病”的政治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