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酷吏与酷帝

刘工：论酷吏与酷帝

--摘自 刘工 / 著《中国潜流文化》

在中国周而复始的朝代更替中，无论哪个王朝在其建立之初，最高统治者都有反贪的决心。原因之一，就是前朝的贪污腐败使其灭亡，推枯拉朽之下也是新朝严肃吏治的必须；其二，大开杀戒均为新政权初建之时的国策，绝没时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诫自己的官员。可新官上任三把火，过后的几十年，原先六亲不认的反贪法令变得松弛，原先铁壁森严的反贪措施被弃而不用。于是，官场腐贪又如前朝一样死灰复燃，使之从杀鸡儆猴到反腐倡廉，一路是鱼水相欢，渐而到了表面上还是繁荣昌盛的景象，实质为满目疮痍的蜂窝政治体系，滋养着十官九贪的政体，使之官场腐贪积重难返。

早在汉代，在统治者的团队里诞生了一类叫“酷吏”的官员。后人依据他们的政绩，挑选了十人为“十大杰出酷吏”，以给后人膜拜敬仰。他们是：侯封、郅都、张汤、赵禹、宁成、义纵、减宣、杜周、周阳由、王温舒。此后，后世再也没人评选过酷吏，估计是没人敢当酷吏和评委。不过，评选廉吏、清官，倒是朝朝代代皆有，只是这廉吏、清官多数也是官场上的榜样需要。虽说，酷吏是君主专制的产物，也是其牺牲品。但历史上的酷吏没有害民的，倒有后来不被君主喜欢的罢了。统治者用酷吏，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之威；杀酷吏，也是为了维护专制权威。要说酷吏的能力，首先是酷吏专门和豪强作对，用今天的标榜就是“人民卫士，打黑英雄”；第二，酷吏的政绩大都相当突出，尤其是善于强化社会治安，除暴安民；第三，酷吏不仅“能干、敢干”，而且大多数为官都相当清廉。若有不大清廉的，这里面多少与统治者栽赃有关。当然，酷吏要听主子的话，才能深得主子的喜爱，这样生前死后的名声也不会太坏，不然再酷的吏也酷不过主子。酷吏替主子出头卖命，官运一般都蛮好，升迁的机会也大。后人说，当酷吏就是一种政治投机。不过，既然做吏，没哪个不投机的，即便是酷吏投机，这条路也不是那么好走的。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也严办过酷吏，这也是主子用来假装好人的。只是酷吏无奈的被主子酷了。

中国历史上的酷吏参与查处经济犯罪的不多，其具体的工作重心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他们多与黑恶势力斗智斗勇，但任何势力的发展又离不开经济，因而酷吏也时常得管，参与打击贪官污吏。除了汉朝的十大酷吏，中国历史上还出了一个最酷的肃贪皇帝，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之后，他因亲眼目睹元朝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所以对贪官污吏特别痛恨。他深知元朝之所以失去天下，其主要原因就是吏治腐败。朱元璋说：“元季君臣耽于逸乐，驯至沦亡，失在纵驰。”有鉴于此，朱元璋从当上农民起义军头领开始，就用严厉的手段打击贪官污吏了。明朝开国后，他又亲自制定了《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和《大明律》等一系列法规。

朱元璋出身非常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父母及长兄都死于残酷的剥削和瘟疫，自己也从小被逼出家当和尚。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后来，他真的做了皇帝，自己也果不食言，毅然决然地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贪”运动，矛头直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在他当政31年里，他至少发动六次大规模整肃官吏与敲打豪门富户运动，大约有十至十五万明朝官吏被他处死，并且杀伐决断，无所不用，极其大快人心。而贪官污吏也在此体现了前仆后继的精神，这也让朱元璋恨之入骨。他发狠地说：“我欲除贪脏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脏者，不分轻重都杀了”。对此，他用更加极端的手段整治贪官污吏。

朱元璋下令杀人，主要与四宗案子有关。除胡惟庸、蓝玉合称的“胡蓝之狱”案，为政治借口大开杀戒外，唯有空印案、郭桓案为反贪案。不过，经“胡蓝之狱”案发之后，明朝开国的宿将已屠戮殆尽。这是朱元璋最狠毒的屠杀功臣，消灭异己的大清洗。

空印案发生在明朝开国初期。此案是朱元璋为严惩地方计吏，预持空白官印账册至户部结算钱谷，亲自督办的重大案件。众所周知，户部乃是明朝掌管户籍财经的中央机关，为中央六部之一。该部在每年审核各地财经报表时，要求呈报数据与实际运送数字精确无误，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官员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进京时，自行携带了盖好地方政府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与户部核对过数字后，或是在遭受刁难时，就地重填。因为，受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最远的省份进京来回一趟需要几个月时间，如一次不能通过上报材料，且不算二次因公差旅、招待、补贴三公费外，自己还要受罚。为此，上报官员牢骚满腹，就想出了携带空白报表的招术。谁知朱元璋知道此情后，他大发雷霆，下令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处死，副手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边疆。当时，全国有13个布政使司、141个府、192个州、1013个县。总计省、市、州、县约有1300多个官员受到惩处，有数百人被杀掉。

此案实为用刑太过。但是，“空印”是沿袭元朝的旧法，而朱元璋对元朝腐败的吏治是恨之入骨，他不管这上报程序合不合理，借机也要整肃一下自己手下的官吏，以示警告又免其后患。当然，元朝旧法肯定存在易于作弊之处，定有贪污腐败之事发生过，不然朱元璋也找不到借口。当时，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利为此上奏，解释了为什么预持空印的情形。但朱元璋不予理睬，仍处死了所有的主印官吏，这也彰显了这个苦出身皇帝的专制性格。

郭桓案属于高官贪污案。公元1385年初，朱元璋得到密报，听说担任北平承宣布政使司的李彧、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偕同户部侍郎郭桓等人共同舞弊。他立即下令调查。同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郭桓利用职权，勾结李彧、赵全德、胡益、王道亨等贪污。其事项有：一、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降低朝廷岁收；二、私吞浙西的秋粮，浙西秋粮本应该上缴450万石，郭桓只上缴200多万石；三、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征收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中饱私囊。郭桓等人总共贪污2000多万石粮食，约为现在22.8亿斤。为此，朱元璋决心趁机扫荡全国贪污官员。他令审刑司吴庸拷讯，结果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总计一共损失精粮2400万石。

为了追回赃粮，这场彻查演变成一场全国的反贪运动，民间富人莫不因此破产，史称“郭桓案”。最后，朱元璋又下令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各省官吏死于狱中达数万人以上。为了追赃，牵连到全国各地的小富百姓，遭到抄家破产的不记其数。由于牵扯面过广，全国的小商小贩对此案非常不满意。为了平息运动，朱元璋又将审刑官吴庸等人处死，最终才了结了这场严打贪官运动。

据史籍记载，朱元璋在惩处贪官污吏的手段上，他通常使用了五种刑罚：笞（鞭打）、杖（棍打）、徒（监禁）、流（流放）、死（处死）。但在《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中记载，朱元璋又制定了一系列残酷的惩罚措施，如凌迟、枭首、诛族。此外还有刷洗之刑，即用开水浇在人体上，用铁刷子刷；有秤竿、有抽肠、有剥皮实草，还有黥刺、剕、劓、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种种名目的非刑，野蛮残暴的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帝王。可谓说，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反贪的酷帝。

当然，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方针，目的是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循正吏治，加强中央集权。他痛斥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对贪官污吏采用了极其严厉的手段。史称：“洪武一朝，是对贪污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最多的时候”。明朝清官海瑞说：“我太祖视民如伤，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不过，朱元璋杀了十多万人，其中也并不全是贪官污吏，有些也是为巩固皇权而大开杀戒，但杀其罪名里定有贪污腐败的借口。即便如此严酷的反贪攻略，可在朱元璋死后，贪官污吏又渐而泛滥成灾，以至于到了明朝中后期，其贪腐程度又不亚于任何时代。

固然，中国历史总是一种过后的声讨，而且还被统治者们弄得如此复杂。朱元璋以为把贪官污吏一杀了之，既平了民愤，又树立了新政府的形象。但历史上官员贪污腐败的精神从来就没有被摧垮，相反的还炼丹成一种无法根治的官场毒品。那么，原因何在呢？这不是封建社会结构所在，而是朱元璋自己在孤芳自赏的反贪，他和他的官僚们研究来研究去，就是不敢把反贪的机制交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就是他的子民。但朱元璋不会这么木讷，原因是他在哄骗子民，根本就没拿子民当回事。这也如同当今喊了大半个世纪的“为人民服务”，到底为谁服务？还是说的明了做的变调。因此，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建立起一种“子民”自下而上的常态监督机制，遏制官场腐败才行之有效。

当然，酷吏与酷帝的时代已成历史。但时至今日，“酷”的非常手段却被转向不酷朋党，酷民众，这就是贪官治国的酷民政策。在此国策下，民众丝毫没有监督官吏的途径和权利，始终处于被统治、被压迫、被欺骗、被奴役的境地。尽管统治者口宣一套表现崇高思想和道德的理论，但是自己也在不断地制造社会的不公，使得政治不公、司法不公、执法不公、吏治不公、教育不公、行政不公、收入不公、就业不公、分配不公、待遇不公等等。而在一个普遍存在不公平的社会里，必然导致社会的道德危机，这不是口宣加粉饰就能掩盖的，更不可能延年益寿。这是“酷”的结果，也是“酷”的辩证。

历史证明，酷吏死在酷帝手上，这是酷吏再酷也酷不过酷帝的专制制度。当然，统治者以及帮凶光靠所谓“酷”的手段反贪治贪，这仅仅是一时之用，体现的是人治社会，其目的就是所谓的平民愤，树立政治威信，维护自身的统治阶层地位。所以，在朱元璋死后，贪官污吏为之拍手称快，最后还私底下给他起了一个“酷帝”的名号。反之，统治者光靠酷民的手段治国，充当的就是政治屠夫的维持会长，而自己对自己的说教都失去了信心。所以贪官治国的酷民政策，是倒行逆施的，是反人类的暴政之徒。

此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此等评价，也体现了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与朱元璋的相似之处，他谈反贪腐是：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