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论附庸风雅

刘工：论附庸风雅

--摘自 刘工 / 著《中国潜流文化》

“风”是民歌，“雅”是音乐，这是《诗经》总集里的两个部分。因此，风雅也用来泛指文化。明末，有个叫陈继儒的人，他能诗会画，常周旋于高官显贵之间，被当时的高官钱谦益讽刺为“装点山林，附庸风雅”。而“附庸”本指依附大诸侯国的小国。后来，乾隆朝的翰林院编修蒋士铨，他又把钱谦益的评价扩充为一首诗，讥刺：

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其实，附庸风雅就是拿文化妆扮门面，炫耀文化的经济价值罢了。自古癖好珍玩书画的人多为官场之人，且文官极好，武官也不示弱，商人更是为官场上的投其所好买单。如今，珍玩书画都归了艺术品门类，因其经济价值不菲，自古也就有嗜雅之风。那么，什么是艺术品呢？从艺术学的角度说：它是艺术家通过审美创作活动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艺术品。而从贿赂学的角度来说：艺术品就是奢侈品。在封建时代，皇帝喜欢的贡品除了吃的、用的，剩下的都是皇帝闲时把玩的玩物。由于官场上喜欢这类值钱的，且是低产出的玩物，也就成了奢侈品。而奢侈品在经济学上讲，指的就是价值、品质关系比值最高的产品。在人的社会活动中，奢侈品享有很特殊的市场和社会地位。由此，也就有了艺术品的赝品。赝就是假的，伪造的，以假充真的物品。

对嗜雅者来说，艺术品只代表财富与金钱。在官场社会里，嗜雅者最痛恨赝品制造者的贪婪心态。然而，赝品制造者也为贿赂者制造了嗜雅者的需要。在宋代，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有好古、复古之风，特别是对古代青铜器尤为钟爱，所以仿制古代青铜器便随之风靡起来。而陶瓷器的造假最早出现在西汉赵人新垣平所伪造的“玉杯和周鼎”，以后的各朝各代都出现仿造前朝各式各样的器物。到了明代，书画造假之风甚炽，明人沈德符对当时的“假古董”有这样描述：“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士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向此中生活。至王伯榖，则全以此作计然策矣。”

王伯榖何人？他是当时的知名人士，是一位官场社会的活动家。王伯榖善造假书画，不料自己以巨资购买的阎立本《醉道士图》，竟然也是伪作。前面说的附庸风雅之人陈继儒，他很了解官场百态，但又怕卷进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中，索性29岁便抛弃小吏功名，半隐半现的玩世。据说，陈继儒家里秘藏了一卷颜真卿的《朱巨川告身》，他偶尔拿出与达官显贵谈论，但此卷也是后人临摹的赝品。除此之外，更有人铤而走险造假币。明人姜南在《抱璞简记》中说：“今世之造假银者，或以铁，或以铜，或以铅、锡为质，外裹以银皮，不复辨其伪也。”由于人们对金钱的欲望，缺失良性的意识引导，于是社会行为失范，造假之风盛行，结果导致的是人情淡漠，道德滑坡，欺诈成为社会的痼疾。

中国官场自古就有嗜雅之人，且不论他们有多少艺术鉴赏能力，但对其经济价值一定是弄得清清楚楚。嘉庆皇帝查抄和绅家时，暂不计他的企业店铺、地产豪宅、金银珠宝有多少。依据《和珅犯罪全案档》的记载，和绅收藏宋砚10余方、端砚710余方。但是，和珅文化并不高，又不是什么书画家，他为官时也没出过什么书，藏这么多名砚干么？唯一可解释的就是这些名砚都是收贿而来。理由与今天的贪官一样，官场投其所好，礼到时来运转。早先，和珅最初为政也蛮清廉，他通过云南办案、山东查帐等政绩博得乾隆对他宠幸，逐步成为权倾一朝的首辅大臣，但这每一步自然都有和绅的过人之处。和绅第一次收贿已无从考证，但肯定不是在他权力顶峰的时候，否则他也到不了权倾一朝的地步。理由很简单，就算乾隆皇帝对和绅再宠，和绅也要贿赂其左右。这么一来，和绅的收藏嗜好就必须很广泛，而且要收藏值钱的，值大钱的东西。因名砚值大钱，他收贿于名砚就不足为奇了。

官场上的人都有爱贪物的嗜好，若有不贪的，那真是凤毛麟角。因有嗜好的人求物玩雅，自然也就有了造物的人。而古物是历史的遗存，又不能再生，造物的人为其高额的经济价值而造假，所以就有了复制和作伪的需要。若要是盘点一下，无论是铜器、瓷器、玉器、漆器、古钱、书画等等，历史上都有作伪，尤其是中国书画作伪最盛。因为，中国书画源自文人，更有历代帝王将相舞弄翰墨的雅好。所以，这个嗜雅的产业也自然的做大了。在帝王中，雅好丹青的佛教徒东汉明帝刘庄、善画佛像的晋明帝司马绍、工于草隶的南齐高帝萧道成、爱琢磨书法的梁武帝萧衍、一目失明的梁元帝萧绎、卓有书画才能的北宋亡国之君宋徽宗赵佶，他们都对书画有着特殊的嗜好。唐太宗李世民执政之暇，他也极好收藏书画，而宋仁宗赵祯在当朝的士人眼中，他却是一位“天纵多能，尤精书学”的能手。虽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大老粗人物，但他的后继皇帝们却对舞弄翰墨的爱好成癖，使得明人沈德符说：“本朝列圣极重书画”。而清朝顺治皇帝善作指画，康熙极嗜书画，乾隆更是在人间留下了许多墨迹。

由于帝王的嗜好，直接影响了王侯将相、臣子雅士、和尚道家，甚至是皇后贵妃、歌妓舞女都嗜墨舞笔起来。因为，官场是个俗污又玩文的场所，故而就蕴育了嗜雅的群体。南北朝时，有位叫仙道的诗人，他在《老君十六变词二变》诗云：“国王欢喜会群臣，英儒雅士平论。”可见雅士之地位。雅士，又称雅人。曹丕在《煌煌京洛行》诗中云：“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谓得臣。”当然，雅士或雅人不同于“嗜雅”，但是雅士或雅人不见得不“嗜雅”。嗜雅者，他们处心积虑的择机而贪贿，投其所好的择嗜而贿，伪装斯文的择人而贿等，都为贿之雅道。由此，又诞生了一个甄别玩真伪的行当。

据文献记载，东晋大书法家王曦之在世的时候，模仿其书法的人就大有人在。唐代有人专门从事鉴定流传于世的王曦之书法的真伪。到了近现代，中国书画的作伪更是全面超过了古人，作伪的技术也无所不有。著名大画家张大千，他在书画方面的成就独树一帜，同时也是仿画作伪的大画家。据说，他把上至唐宋，下至明清的各家各派都仿遍了，其仿古之作数以千计，创下个人仿制的纪录，也造成了张大千的仿古之作，在今天依旧让鉴定家们头痛不已。

如果说，作伪可以赚钱，其伪作也能挤进贿物名录，那高手为人画像更是生财有道。据记载，王昭君17岁入宫，正巧碰上汉元帝刘奭别出心裁的玩情调，他喜欢按画工的画像选美。为了能被皇上召幸，深居后宫的宫女们，总想让画工把自己画得漂亮点。所以，她们不惜重金贿赂画工。

王昭君初入宫廷，她也不懂得这些规矩，又觉得自己天生丽质，不怕皇上不动心。可画工毛延寿在画王昭君眼睛的时候，便开口暗示：“画人的传神之笔在于点睛，是一点千金呀！”王昭君听了，虽也心领神会，但也不理会他的暗示，反而讥讽了他几句。毛延寿见她如此不懂规矩，便把她的眼睛画的是呆如木鸡，又在脸上画了几道浅浅的皱纹。这么一画，可让王昭君不知苦守了多少难熬之夜。后来，匈奴呼韩邪来访，他要与汉人和亲。王昭君因久居深宫，觉得面见圣上无望，便主动上书要求去匈奴。汉元帝原想她毫无姿色，因此同意了她的请求。到了呼韩邪临辞大会，王昭君丰容靓饰，汉元帝大惊，不知后宫竟有如此美女，意欲留之，却又难于失信，便赏给她锦帛、黄金、美玉等贵重物品，并亲自送出长安十余里。昭君出塞后，汉元帝对毛延寿大为恼火，真想阉了这龟孙子，但又怕坏了他重儒的名声，只得作罢。

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谆谆告诫人们应重视道义，轻视财利。可饱读诗书的大唐吏部尚书李义府，他年轻时攻读孔孟之书，精研圣贤之道，后成为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然而，他做了高官后，却把圣贤之道抛弃脑后，一门心思卖官聚财、搜刮民脂。他任右丞相后，竟然“专以卖官为事”，一些贪婪之徒、富贵之家，只要能给他送钱，就能弄个实惠的官职做做。这样一来，去他家行贿的人络绎不绝。后来，求他的人太多了，李义府自己忙不过来，他又让其母亲、妻儿及女婿齐上阵，参与卖官的业务中。据载，李义府颇具文才，但更为嗜雅之人，有人送他珍玩书画，因其内行，总是火眼金睛。他的同僚说他是嬉怡微笑，而阴贼褊忌著于心，时号义府笑中刀。

李义府死后380余年，宋朝出生了一个大文官蔡京。此人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大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领域均有辉煌表现。他的书法跻身于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之列。但他又以贪渎闻名，是自古官场上最为典型的贪财无厌，见利忘义的文人。然而，像蔡京这般贪贿之徒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也实在不是少数。不过，贪官们的作品精妙之处，也多为“宏扬盛世”之作，其价值更因他们的官爵而定。

纵观历代书画、诗赋名家多为官，这也多为一群“儒雅”的，面和心不合的小朋党。虽说，他们成就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孳生了儒雅腐败的官本位腐毒。小官求大官墨宝置于床头，以天天提醒自己存在的意义；大官置名家真迹于堂中，以显儒雅风度；贪官置皇帝语录于照壁，以告天下自己为忠臣。他们忙不过来怎么办呢？贪贿者又出怪招，请自己的弟子代笔。明代书画家赵左师承大官僚董其昌，他代笔作董其昌《秋山红树图》以假乱真。其次，还有杨继鹏、沈士充、吴易常等弟子都代笔作过董大师的书画。

在明代，董其昌是一个大官僚级的书画名家。他官至礼部尚书，掌管当时明朝的文化、教育和外交大权，绝对是权倾一时，垄断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口子。虽说，董其昌是个所谓的书画大家，但当朝吹捧他的人也都是红顶文人，或是巴结他、敬仰他、仰仗他的小文痞。此后，董其昌又为后世红顶文人所推崇，在揣摩他的“技法”之外，更是研磨他的为官之术。为此，徐悲鸿评说：“董其昌闭门造车，不求创新，凭借官职左右画坛，毁掉中国书画200年”。

然而，当今的红顶文人与董其昌的卑劣文性同辘，互捧互吹又互贬互讽，卑躬屈膝的领导着奴才们充当政治帮凶。董其昌凭借手中的权势为人非常霸道，缺少道行，贪污腐化，他除了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外，还怂恿儿子期压百姓，巧取豪夺。他在任时，董氏父子炒田产、炒房产，千方百计压榨乡里。除此之外，董氏父子还是极为贪色之徒，不仅像许多红顶文人一样流连于青楼妓馆，与许多名妓有染，而且还倚仗权势贪恋他人美妻，强纳小妾。虽然，董氏父子的劣迹被后人渐渐淡化，只欣赏他的书画文章。但是，鉴往知来，更值得后人省悟。

当清人郑板桥50岁时入仕做官，当了十年的知县后告老还乡。后人硬说他是看透了官场，也惧怕了官场，才辞官而归。其实不然，郑板桥在任职期间就忙里偷闲的写书画画，只是年过60，也到了大清国规定官员的退休年龄，只得告老还乡，再想鞠躬尽瘁于官场，那也是不可能的事。当然，退休后的郑板桥，他还享受着退休官员的官籍，享有着免税免役的退休干部待遇。只是在他退休后，他躲进书斋与瘦竹对话，不问官场之事罢了。不过，郑板桥写有一首《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的诗，说了他在官场上的感受。诗曰：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

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也许是郑板桥在官场上的官龄太短，退休待遇不如同级官员的丰厚，这才让他对官场义愤填膺，故而愤之；也许是郑板桥在官场上还没完全领悟其道，自己就到了退休的年岁，让他大有后悔的怨气，故而清高。不能不说这些“愤怨”皆有，只是后人拔高了郑板桥的文人气节，让他闻名于世。

其实，书画这玩意儿官场上的文人玩玩也罢了，但大清的“老佛爷”也不甘自己没才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慈禧太后是个多才多艺的女人，她在诗文、书画及棋艺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造诣。她做妃子时候，常画扇和立轴赐给大臣，以笼络人心。后来，咸丰皇帝驾崩，慈禧垂帘听政之后，她秘密觅了两个为她代笔的人。一位是归安姚彦侍方伯之嫂陈氏，另一位是云南缪中书嘉玉之妹嘉蕙。这两个女人都守寡，但都精通书史，又善书画。慈禧把她俩孀居在一起，禁居在慈禧寝宫东偏的小室，终日不得出户。两个女人20余年如一日，为慈禧代笔作画。期间，有一个亲王知道是她俩代笔，就贿赂这两个女人，索画扇寄售在琉璃厂。由于外界不知是代笔，又因慈禧的政治名气，所以价格也不菲。由此，这个亲王赚了不少冲着慈禧大名来买画扇人的钱。

除了书画赝品泛滥之外，大凡是艺术品都有成倍的赝品。其实，赝品的繁盛也有它特殊的生存土壤。首先是艺术真品资源有限，一方面赝品的制造者、经营者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为之；另一方面就是嗜雅贿赂人的需要。因赝品毕竟比真品价廉物美，且收贿者也没几个真的识货，所以市场自然也繁荣。通俗地讲：还不就为了贿赂不落俗套嘛。然而，赝品也是古玩市场的组成部分，其中也蕴含着一定的艺术价值，如果简单地批判和喊打，那也是对人类艺术精神的亵渎。让买不起或送不起真品的人，在不知情中享受一些具有艺术价值的赝品，也是一种艺术陶冶。假如，你今天送你的领导一幅张大千仿古人的画，肯定要把你上司吓晕过去。所以，不能够简单地用真伪来划分艺术价值。

艺术品历来都是行贿受贿的硬通货，其彰显的不仅是艺术价值，更大的是经济价值。可以说，你怎样支配艺术品，它的价值就会给你怎样的回报。不过，这价值的风险是真伪难辨，它与清官和贪官一样都是雾里看花，只是懂不懂的人都可以利用，其效果好坏还需要雅贿的工夫。假如真要甄别，那在历朝历代查封贪官的“贿物”清单里，虽然艺术品占了相当大的数量，但赝品却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不客气地说，多数贪官对艺术的价值只是眼盲，他们大多是用耳朵来判定艺术品的价值。贪官们哪有时间坐下来品鉴艺术，他们的屁股决定脑袋，眼睛看的是官位，嘴巴吹的是官风，鼻子嗅的是官味。当然也不全然，贪官中也有不乏懂艺术的，也不全是附庸风雅之辈，只是贪官更注重艺术品的金钱价值罢了。

美国经济学家哥德哈伯，他对艺术品的理解可谓是入木三分。他指出：“艺术主要是诉诸情感的，一旦注意力被吸引，理智就会不知不觉退隐到背后。”这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影响艺术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并不仅仅是艺术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以及艺术品的存世数量，而是艺术品所能吸引的注意力。因而，中国书画自古就有“名家书画”的标签，而名家之列，官爵则是“名家”的代名词，其余均为民间。回嚼之意，官场之人喜珍玩书画，除了能在精神层面得到附庸，让心里产生一种“风雅”的满足感之外，最为重要的还是官爵与金钱给“艺术品”的定价标签。所以说，中国官场上的嗜雅则嗜贪，是金钱定律与官文化紧密相联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