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钱与信仰

论金钱与信仰

--摘自 刘工 / 著《中国潜流文化》

中国人信仰的是历史。虽然，有人信奉道教，也有人信奉儒学，还有人热捧诸子百家，更多人烧香拜佛，但我们最热衷的是历史。无论哪个朝代，只要以正统自居的都会主导编修前朝的历史，这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着如此体系完备的，由官方编修的一整套史书。中国的史书除了让人们了解过去的事以外，还不折不扣的担负着近似于其他民族宗教典籍的作用，丝毫不亚于基督徒或穆斯林的宗教情感。也许，信教的民族不懂得中国人为什么不信教，认为这个民族没有信仰、没有寄托，心理一定是极度空虚的。其实错也！正因为我们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传承，早就获得了比宗教更为“虔诚”的心理寄托方式，这就是历史。

大致说，中国历史朝代的更替规律，总是初为红火年代，中忧官场腐败，末了治丝而棼。其矫枉看似过正，实为过犹不及；其政治越是混乱，思想越光辉灿烂，越是大一统，思想越停滞不前。如今，在有序与无序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的信仰一直处在一个与政治、金钱、文化等各个领域勾搭在一块的，唯利是图的社会中。不信？你只要在有中国人的地方，男人的话题多数是议论官场、收入与待遇；女人的话题多数是过日子、买东西与花钱。无论说什么，金钱的话题都是少不了的，而且又是最为普遍的。钱，就是这东西，它是人造的也是我们人人供奉的万能之神。古有一句话：一分钱逼死英雄汉。这是十分深刻，相当入骨，非常之简单，高度之写实。这是金钱与信仰舌战不止的老话题，说之金钱的人不乏眉飞色舞，而说之信仰的人也不缺高亢激情或绕舌。最终，还是没人能谈清这金钱的事，也论不了信仰里头的道道。不过，倒觉得这金钱与信仰恰似一对情人，又是一对仇家，情人眼里当然出西施，仇家相见更是分外眼红。因为这是连理又对立的关系，所以为官不贪就是缺乏历史观。

金钱与信仰都是统治人的物质和精神的最高手段。从古至今，不能不说我们常挂在嘴边的铜臭与修德让国人啼笑了。为何啼笑呢？因为铜臭不可无，学说不能弃。何为学说？综合的解释：是知识并加以总结而得出的最终结果。儒道佛是我们国家的学说，是立国的理论和思想体系，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精神寄托的取向，用这种学说糖衣国人，时至今日恐怕已经颓废了。时下，有些人认为我们的信仰发生了危机，其实不是危机，而是丧失，是金钱与信仰无法独立的矛盾，是一个看似完整，又处处存在彷徨的信奉思想的丧失。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砸碎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枷锁，随后又折腾了一百年，又是一次次波澜壮阔的革命。然而，当民众每回从对革命的信任和支持、被哄骗到极端，一个短暂的信仰也就此形成，这就是构成我们国人短暂幸福感的一个积极因素。肯定地说，信仰能够驱使人们共同应对不幸和灾难，促成整个社会的相互作用和支持。但仅仅这一百年来，我们折腾又狂热的供奉了一个又一个信仰和学说，从孙中山“天下为公”到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以及后继者不断雷人翻版又出新的政治术语，形式从石灰水、油漆、雕刻到金子铸造，一直供奉的就是空洞的，缺失民权主张和人性价值观的口号。这是道德与价值被转换成金钱信仰，成为信仰金钱的一种举国文化，直接导致国体腐败，既得利益者的社会公德丧失殆尽，使得国人体验不到幸福感，胀痛的、麻木的感受着一种浮肿感的强大。当然，这中间有活得有滋有味的人，这群人除了是编造这个信仰谎言的人，再有的就是精神病者、吸毒者、赌徒和酒鬼。

我们信仰什么呢？是历史。因为历史可以有力地证明延续性或批判性，所以供奉历史则可给民众灌水。其实，民众是认识到的，只是被压制和淡化了，这一点就连供奉者也不得不信。假如，历史背离了由人组成的国家在精神上编造谎言，那么就必然促使物质在精神上填补空虚，精神在物质上寄生。我们是一个信佛众多的民族，但又是一个并不虔诚，只会烧香磕头，乞求佛主保佑升官发财、花钱消灾的迷信社会。佛在山上，你得要去爬拜，佛在天上，你得要五体投地的去念它。求的是什么？求的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明知道没有佛主，只为求得心里平衡的自我安慰。我们是一个反复念叨和谩骂孔子学说的识字人群，字里行间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和修德引经据典，这更不是一种信仰，是既得利益者为文化统治涂抹在脸上的胭脂。孔子之学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初就被鞭打了，但此学之伟大就是它具有愚弄民众之功效，使得成为借尸还魂的念语，一个辅助国家文化和精神世界的咨询公司。

金钱的背后是权利，这是所有华丽文字和辩解都无法否认的。但有人又这么解释，金钱是一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消灭所有富不起来的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骗人工具。读读我们的历史，从先秦的贿赂故事、秦汉的贿风廉语、魏晋南北朝的豺狼贿赂、隋唐五代的贿风、宋元时代的贿通、明清时期的贪贿、乱世民国的五子登科，到今天处处见到、听到、嗅到、甚至还身在其中的人，都统统的把贪欲尊为了信仰。当然，从物质和意识层面来理解，信仰是一种意识，道德就是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从理论的概念来理解，信仰是人们对未来世界正确的意识，德行就是在信仰的支配下正确的行为。

而今，我们的信仰和德行在哪？什么还是我们的信仰？什么又是我们的德行？似乎都丧失殆尽了。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感，信仰与道德感是优劣民族与社会文明的标杆；没有信仰就没有罪恶感，没法区分人与动物的精神价值。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人群，它包养着欺诈和诡计，滋养着违背社会公德和贪婪的人性。可以说，权力贪婪是小贪，政治贪婪是大贪，这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潜流文化涌动的渐变与裂变。正因为这种潜流的作用，集权者才把它搅进信仰，使得我们不知道生活的精神价值，而是用所谓的“强国梦”来催人奋进。因而，贪官不知道什么是罪恶，什么是道德。金钱腐败不是金钱的罪过，它是统治者道德的集体败坏；精神腐败不是文化的优劣，它是统治者不自信还要鼓吹美好未来的唱词。我们不可回避今天文化的腐朽和自愚，我们丧失信仰，责任是原属于国家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被经营了，而且被金钱支配，这是一切腐败的根源。人们追求金钱，这是高涨的物质量失衡了人的精神存在，是把原先还存在精神寄托的那部分麻木了，致使丧失幸福感而不得不苟且、无奈、甚至厌世。

不可否认，我们现在所主张的“信仰”都是虚空的，甚至是欺世盗名的。诸如仁爱、和谐、真诚。这些早已丧失了真谛。相反，被用来愚昧人民。这是我们文化传承中最大的统治权术，是虚假精神附体的占卜。固然，信仰和文化是分不开的，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没有明显的宗教信仰，但国人的骨子里存在着对某种主流文化的依托。这种主流文化对中国人的生存价值、精神价值，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丝毫不亚于西方宗教信仰对西方社会的影响。这种经过五千年的酱缸积淀，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它不仅影响着国人的社会意识，而且还不断的复制和基因传承。这种信仰有别于宗教信仰，它不像宗教信仰那样具象化。如佛教的释迦摩尼、基督教的耶稣，这些都是精神和信仰具象化产生的。而中国人没有这种具象化的“神”，但我们有一种不同于宗教信仰的文化信仰，而且一直引导着、影响着后世，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文化或自封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的主要构建，就是贪求仕途和凌驾国人民权的文化，它如同中国“龙”这个图腾的形象，既有神话又是东拼西凑的怪物。

金钱与信仰本身不该是一对姘妇，但中国人从来就没认为两者姘在一起有什么不对。没有钱，信仰能当饭吃吗？这是最现实的反问；你信仰坚定，那汉奸就不爱国啦？这是最轻蔑的反驳；你不信仰钱，那你削尖脑袋做官干嘛？你真以为你是为人民服务啊？这是最不信任的羞辱。固然，信仰是对我们自己生存方式的诠释，但金钱在全方位的阐明了中国人生存意义之后，信仰就苍白无力。

古诗云：月是故乡明。但客居他乡的贪官自古就多如牛毛，贪官信仰的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古诗又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但离经叛道的贪官自古又安心定志，享受着异国美女的丰乳肥臀。当年，林则徐被以“办理不善”的罪名革职，他的心志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是，当今中国又有多少念叨这句诗的人，不是在做“巧伪趋利积私财，狼贪鼠窃乐逍遥”的事吗。不能不说，中国人为官的金钱观是贪婪的，信仰是物质的，两者的谎言在亢奋的互相对戏。不能不说，金钱毫不掩饰强奸信仰，信仰也不知羞耻的接受金钱，这是导致文化腐败、精神颓废、政治空洞的根源。更是一种古老的基因遗传。

中国老百姓拼命的苦钱，那是没有钱就得饿死，没有钱就得苟活，没有钱就得被管束。在自古以来的中国社会里，贪官拼命敛财，那是没有钱财就难以维系已有的地位，没有钱财就不可能幸福子孙，没有钱财就没有光宗耀祖的资本。这是国人的生存法则，也是丧失信仰，集体崇拜金钱的科学发展观。从古到今，中国人对读书的愿望最为暴力，特别是对下一代的期望值残酷的高，鼓励与投其所有，甚至逼迫读书的动力极强。但中国人读书的愿望不是自觉的改变世界，不是自我完善，则是读书做官改变人生。因为做官可以发财，可以治人，更可以为所欲为。所以知识分子一度被列为臭老九，依次排序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

在宋代，有位草根发明家叫毕升，他本是书肆里的刻工，受印章的启发，发明了活字排版，但他的发明直到他死也没能被推广。毕升死后40余年，沈括写《梦溪笔谈》，记述了毕升的发明，但这项发明还是一直没能被推广运用，躺在雕版印刷的书里。直到200多年以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把《梦溪笔谈》传播到西方，这个发明才被技术改进推广开来，成为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那么，毕升的发明为什么在当时的中国推广不了呢？因为这项发明的先决条件是要求识字的人来干活，可人都识字了，最好的蹦达是走仕途，谁还想干排版工挣钱呢？所以毕升的发明显然不合当时的国情。

然而，我们的许多发明几乎都是技术层面上的，而非是一种科学思想上的进步。诸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几乎都是赶超他国经济发展结构上的改良，而非是国家政治思想与体制上的改革。这就使得一旦重新调整物质分配方法，经济改革的成果就立竿见影，改革者就此标榜改革的伟大。但接踵而来的危机又是什么情形呢？就历代的军事而言，宋朝的军队素质高，兵器精良，但在外族的进攻下不堪一击。明朝的防御体系堪称世界之最，但在清军的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下，明朝的将领不战而降。后来，大清拥有一支堪称当时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但在中日甲午海争中一败涂地。再看当年国民党的军队全部是美式武装，但在共产党玩命的攻势下节节败退。这是为什么？是金钱腐蚀了官员的信仰所致，使之国家意义上的民族信仰在金钱的吞噬下，政治体系与民权对峙，焉能不亡国也。

这是一个国家文化和国家意识的悲哀，是一个歪曲“学而优则仕”，缺损“仕而优则学”的结果。再如中国古代发明了指南针、火药，但我们最广的运用是看风水、占卜算命和鞭炮驱鬼，难道这不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吗？还要整天挖掘我们样样都比西方早几百年的东西吗？还要谬采虚声的炫富势强吗？当今，国人企盼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真正以民权立国的政治体制，而非是夜郎自大的数字政治与口号政治。如今，金钱已经支配了信仰，这是丧失民心的维系政治；而今，信仰又自觉自愿的屈服了金钱，这是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的中国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