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创新发展乡贤文化说开去

由创新发展乡贤文化说开去

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针对现在“农村传统民俗退化，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有待改进”提出的解决办法。笔者闻之，深以为是。

为我们所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今天，我们提倡传承、弘扬乡贤文化，正是要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丰富当下农村社会治理工作中的资源。在2014年召开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说，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农村优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动，正所谓“秀才都挤进城里”，有人不禁叩问“乡贤何在”？从现实情况看，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刘奇葆说，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建设美丽乡村。

众所周知，乡贤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乡贤文化实际上属于士阶层文化在中国乡土的一种表现形式。传统中国社会中，士阶层是社会的实际管理者，也是社会文化精神的倡导者。他们出门为官，回乡之后就是士绅，起着维护本地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古代，中国的行政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治理就要靠士绅来维系，他们是文明的传承者和价值观的守护者，他们就是传统社会里的乡贤。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贤文化就是维系着庞大的中国社会正常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乡贤也是缓和社会冲突的“安全阀”，在城镇化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受到冲击，在改革进程中有很多难以预料的矛盾。乡贤在村里面地位比较高，村民比较能够听进去他们的意见，可以起到弥合社会分歧的作用，使社会改革进程在乡村这一层面变得更加平缓，让农民、农村顺利加入现代化进程，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就像高压锅的“安全阀”，可以把社会矛盾化解于无形之中。现代社会中存在两种乡贤，一种是“在场”的乡贤，一种是“不在场”的乡贤。有的乡贤扎根本土，把现代的价值观传递给村民。还有一种乡贤出去奋斗，有了成就再回馈乡里，他们可能人不在当地，但由于通讯和交通的便利，他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关心家乡的发展，他们的思维观念、知识和财富都能够影响家乡。中国传统有“离土不离乡”的观念，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工，只要出自农村，就算身在异乡、异国，他对于故土还是有很深的认同感的。乡贤文化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是如影随形地刻在他们身上。在乡村社会结构受到冲击的当下，他们保持着精神的稳定和内心的持守，很大程度上就是传统的乡贤文化给了他们心灵的慰藉。传统社会的乡贤不仅是道德模范、价值观的引导者，同时他们也是乡民行为的规范者和约束者。传统社会中的乡村，因为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并不太重视法律和契约的作用，而是更加看重有威望的乡贤对于社会公正的维护。当然，我们不能回到过去那种状况。但是，我们要重申乡贤文化对于乡村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存在，让村民的行为有规范，价值有引领，这种作用是无法取代的。

当然，传承不是原样照搬，而是要与时俱进，比如，如今的乡贤不可能再是乡绅、儒生的形象，他们应该具有鲜明的时代个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广泛，如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他们在农村基层群众中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此外，“新乡贤”也包括从本乡本土走出去的企业家、知识分子、海外华侨等，他们返回故乡后，用所学所长来反哺桑梓，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出力不少。要更好地传承、弘扬乡贤文化，就应该重视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让他们的善言善行像古代乡贤一样垂范乡邻，培育文明新风，这有利于在农村积极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蓄正能量。